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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过的《红楼梦》与《锦囊集》

2015-01-10 20:54:18 270 浏览

就名气而言,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没有一部古书能超过《红楼梦》的。早期的《红楼梦》研究,主要停留在写本时代,而印本时代焦点主要集中在程伟元两次用木活字排印的本子。乾隆五十六年时,程伟元本在盛京将军晋昌手下做幕僚,同时兼任沈阳萃升书院的教职,后来他从沈阳回到北京,搜集《红楼梦》的一些写本,找北京的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把这部书排印了出来,从而产生了《红楼梦》成熟后的第一部印刷本。过了七十多天,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因为用木活字排印的第一部书很快销售完毕,于是程伟元又对此书进行了校订,重新用木活字排印,就成为了该书的第二版。这两个本子印刷的时间相距很近,仅七十余天,为了称呼上的方便,第一次印本被称为甲本,而后一次则被称为乙本,因为均是程伟元所印,故而胡适将这两个本子简称为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呼,直到今日还在广泛使用。

公共图书馆所藏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原书我只看见过两部,一部是国图所藏的程甲本,而程乙本则见于首都图书馆的善本库中。几年前,我被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聘为专家,于是来到首都图书馆善本部看书。在善本库内看书,其实跟等在外面调出来书再看区别不大,愿意进库看书的真正原因,是能够整体上把握一个善本库里的体量及排列方式。这种震撼之感,是坐在书桌前安心看书所不可能体会到的。记得那天看过几十部书,较有印象的数部书中,就有一部是程乙本。该书书品极佳,插放在一大堆小说之中,似乎并无特殊的关照,由此可窥该馆所藏善本之富。多看公藏书库,还有另外一个所得,那就是能够让自己清醒,不要觉得自己有几部破书,就可以目空一切,对公共图书馆而言,私人藏的那点书,什么都算不上。

程甲本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是2003年嘉德的春拍,这次拍卖的程甲本是个残书,仅存前三十回,计六册,这也是我对它兴趣不大的原因。然而该书也有它的特色所在,原书主是郑振铎,后来他把书赠送给了俞平伯,在“文革”时此书又为康生所得,“文革”之后又退回给俞平伯,俞老先生看到这部书有着无限感慨,他就用硬笔写了一段题记,讲述了该书的来龙去脉,好在这段话不长,现引用如下:“《红楼梦》最初只有抄本八十回,后有二十回。清乾隆时,程伟元始以活字排印,其第一次,今称‘程甲’,为是书最早的刊本。是为程甲残本,凡六册,存首三十回,原有周氏家藏印,不知何人。于五十年代余治红楼梦,西谛兄惠赠,后钤衡芯馆图记。及丙午家难,并书而失之,遂辗转入他人手,余初不知也。今其图记尚在,阅二十载而始发还,开卷怅然。爰属孙女华栋为钤新印以志经过,并留他年忆念之资云。乙丑夏四月信天翁识于京都,时年八十有七。”这里所说的乙丑年是1985年,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俞老先生写这段题记后的十八年,这部书却进了拍场,而成交价也跟这年相当,巧合地拍出了十八万元。

五年后的2008年,嘉德又上拍了一部程甲本,估价是80万至90万元,我跟众人拼抢一番,以190万元拍下此书,拍完之后,我匆忙赶到故宫去开会,在会场上马未都先生恰巧坐我旁边,他开口问我嘉德的那部《红楼梦》拍了多少钱,我如实相告,他吃惊地说:“怎么这么便宜?”我告诉他是自己买到的,本来还觉得很贵,他怎么说便宜,我反问他,你觉得这个书应该值多少钱?他认为至少要拍500万元以上,我问他为什么?马先生说:“《红楼梦》中国人谁不知道啊,名著中的第一部,这又是该书的第一个印本,怎么不值这么多钱呢?”这句话我听着很舒坦,本来因为花钱多而隐隐作痛的心,顿时间变得无比畅快。

我买的这部程甲本,上面钤有“聚红轩”的朱方藏印,该印刻制精整,应是出自名家之手,谢章铤在其《赌棋山庄诗话》中讲到过有个人的堂号也叫聚红轩,我原以为这是那个人旧藏之本,后来才听说,当代的红学专家杜春耕先生也用此堂号,此书就是他的旧藏。拍得此书两年后,我到澳门图书馆去开会,遇到了社科院的一位先生,在饭桌上他问我嘉德的那部程甲本是你买下的?你知道那部书是程甲本和程乙本配起来的吗?我告诉他,已经知道是这样的。他又告诉我,此书本是杜春耕先生顶账给他人,然而在该书的顶账金额上,对方不认可,于是只好送到嘉德去拍卖,没想到能拍到这么高,所以书主很是开心。我告诉他自己能够得到这部书也很开心,价格的高低对文物而言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尺,同一部书有人认为太便宜了,但有人就认为贵得不得了。我对贵贱的态度采取的是鸵鸟战术,不论花多少钱,买到手的都认为值,这个办法最能让自己开心。我不研究《红楼梦》,活字本是我收藏的一个专题,我买得此书只是在自己的活字本专题中多了一个品种而言。

嘉德拍卖后的第三年,在天津立达拍卖公司的2011年春拍上,出现了一部程乙本,这也是程乙本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立达公司搞古籍专场拍卖也有了些年头,但以我的眼光来衡量,这应该是此公司上拍过的最好的一部书。看来拍卖公司也很重视这部书,他跟嘉德一样,也把该书用在了封面上,因为那一场拍卖,我欲得之书仅有这一部,于是,懒得专门跑一趟,就请天津的书友陈景林先生代我举牌。该书的起拍价很低,仅25万元,低价起拍有一个好的现象,那就是争抢的人很多,拍卖现场变得激烈而红火,举到100万之后,就仅剩下该拍卖公司的古籍负责人在跟我竞争,陈景林先生在电话中告诉了我这种情况,这让我有点不开心,虽然我也知道有时候拍卖公司的人在自己的场中现场举牌,并非是为了现场做托,很有可能真是别人委托他代举,但究竟是真实代举还是现场做托,对于买家而言,难以区分清楚。

我继续让陈先生加价,一直举到了120万元,但对方又加了1万,这已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于是告诉陈先生就此放弃,以121万元被对方拍去。然而,事后不久,书主又通过中间人,找到陈先生,让陈先生问我是否还要这部书,价格还按120万来算,理由是因为没有听清楚多加了1万元搞错了。我对这种解释没有耐心听,直接跟陈景林讲,不惯这毛病,多便宜都不要。

买书多年,我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式,我不喜欢拉抽屉式的买卖。当有人私下卖书给我时,我都会请他送到拍卖行去,我会告诉他自己若喜欢会到拍场上再去买,我的这种行为在背后被骂为傻大款充有钱,而我对这种骂泰然处之,因为我没必要耗时间耗精力去应对那些招数。我喜欢书也爱书,但是,我不会因为爱书而把自己搞得心情很糟糕,毕竟看书、爱书和藏书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锦囊集》

北京的藏书圈缺乏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我跟胡同兄探讨过这件事,胡兄认为茶馆好办,但阿庆嫂难觅,这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实质。胡同兄的性格是属于敢于担当的那一类,他特别想放下手中的杂务,来办这个书界的茶馆,我心底下当然乐见其成,又替他担忧,干这种事会影响生计,好在还停留在说说的层面上。

前些年古书圈的书友们聚会,主要的场所有两个地方,一是琉璃厂的古籍书店和邃雅斋,而另一处则是翁连溪先生的府上。今日中国书店的副总张晓东先生,在那个时候曾经是古籍书店和邃雅斋的经理,他对古书的热忱,在公家单位里的这些干部中很少见到,再加上他为人谦和,于是,他的办公室就成了爱书人的聚点。而翁府能够成为另一个据点,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翁兄的性格,他喜欢热心助人,书圈里的朋友无论公私,只要他能帮得上忙的,肯定会不遗余力。在某年春节前,他又邀请一些书友到他家去一聚,同时,告诉了我孟宪钧先生的提议:来聚会的人,每人须带一部书,这部书不一定有多少珍贵,但必须要有说法。胡同先生所办的布衣书局网上,有一个栏目叫做“钉耙大会”,我本不明白这个名称的含义,胡同告诉我,典出《西游记》,是说某妖怪抢了猪八戒等人的兵器,把众妖召到一起开庆功会,同时展示夺来的这些秘密武器,那意思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显摆大会”。那天聚会时,我带去了哪部书跟众书友们显摆,却完全记不起来了;书如老婆,是别人的好,我记住了孟老师带来的那部书— 清代影抄明弘治本《锦囊集》。

这部《锦囊集》影写得十分精妙,以我的谬见,其精美程度可谓“下毛钞一等”,毛钞是我的一个心结,就正如偷不如偷不着,因为得不到所以想念,我把毛钞神话到了最最最的高度,毛钞劳校顾批黄跋,这书界里的四大名品,堪比“四个伟大”,属于“万岁”级的,而孟老师的这部《锦囊集》,我觉得应属“九千岁”,但此书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孟老师说,你可能在拍卖会上见过。这句话提醒了我,好像果真在嘉德的拍场中看到过该书的靓影,但当初这部书我没细翻看,大家也均如此,就让这部内在美的妙书流拍了。我注意到此书的卷首钤着“修耕堂”的藏印,此印是赵炳才兄所常用者,于是,问孟老师,是不是赵炳才的书,孟老师看我点出了人名,才告诉我说:“你还真眼尖,此书就是赵炳才的,当时他在琉璃厂的荣兴艺廊开了个店,有一次我溜达到了他的店里,看到了这部书,翻看一过,觉得喜欢就买了下来。”

孟宪钧老师对我而言应属前辈,他早年跟着启功先生学习书法,启先生告诉他,学书法要先拓展眼界,方法是多看碑帖中的精品,但那个时候好的碑帖太贵了,于是,启先生又教给他一种省钱的方式,那就是专买民国时期珂罗版所印的碑帖,因为这些印本所用底本大多精良,价格还很便宜,由此开始,孟老师就走入了自己的碑帖收藏之旅。我曾听陆昕先生说,三十年前,常到中国书店大库去选书的人主要有三位,孟老师只买珂罗版碑帖,田涛先生则只挑法律书,而陆老师自己则专选说部丛刊。余生也晚,没能赶上那个好时代,认识孟先生的时候,已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时,他还住在长安街边的一条胡同内,我印象中从他家出门,没几分钟就能走到清华门附近,虽然房子不大,但每间屋子里都摆着书架。我在他的府上看了几十部书,具体的书名记不太清了,但却看出了他藏书的门道:孟老师藏书中,最多的书是稀见而漂亮的清代精刻本,有那么几年,我在《收藏家》杂志上,时常拜读到他的文章,所谈之书基本上就是清代和民国的精刻罕传之本,所以他在赵炳才先生的店里买下这部《锦囊集》,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前几年,听几位书友聊起了,说孟老师对古籍拍卖贡献挺大,翰海公司的古籍专场就是他搞起来的,某次聚会时,我看孟老师谈兴很浓,就斗胆向他证实这个问题,孟老师很爽快地告诉我:“翰海的第一场拍卖会,就是我搞的。当时我正在党校学习,秦公来电话说,他想在翰海公司开办古籍专场,但找不到能够主持的人,让我一定去帮这个忙,我就帮忙给他弄起来了,但属于半义务性质的,事后他只给了我一万元酬劳,我花了九千九买了本《冬心先生集》,请人帮我把书送来时,我又给了送书的人一百块跑腿费,这一万块就没了。因为这个时候我还上着班,只能兼职陆陆续续地办,前后搞了四年,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感觉到承受不了,我就不去了,后来就推荐了赵炳才接着举办。”孟老师还告诉我,陈东到鼎丰公司也是他推荐去的,我觉得这才是孟老师对书界的真正贡献,陈东是书界的传奇人物,在搞拍卖之前,只是以藏书闻名,他对古书界的真正影响,是他搞了拍卖之后,而这个起点正是孟老师一手促成的。

2008年春,那部《锦囊集》第二次出现在了拍场上,这次的上拍地点,转到了泰和嘉成,估价高达8-12万元,这个价位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然而却被承受能力更高的人以13万买去了,拍得之人也是我熟识的朋友尹小林先生。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花这么大价钱买这部书,我并非是说这部书不值这么多钱,而是尹兄一直致力于古籍数字化,他属于搜集文献,而非关注文物的去向,这才是我觉得奇怪的原因。我给尹兄打了个电话,直接问他这个问题,他承认此书的确是自己买下的。我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个价钱买此书,他的回答出我所料:“我还是为了搞电子书,因为我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名称叫做电子定本,是用一图一文的形式,把原书照下来,然后旁边再配上释文,同时,把对这个书的研究成果以及校刊记等,都统统附在后面,这样,一本书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汇在一起了,所以可以把它称之为定本。于是,我就到拍场上去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书,而这部《锦囊集》,我觉得它是影写本的代表,所以就买了下来。”买书的理由,本来就五花八门,现在又让尹兄添上了一种,我向他请问,电子定本的进展情况,他说做这个比想像的费钱许多,所以暂停了下来。

搞文献的专家和学者们,今天会经常用到国学网,而这个国学网正是尹小林先生所创办者,为此,他在业界的名气很大,对我而言,这个网的确很实用,虽然我对网络连入门都不敢自称,但还是会用到网上的一些资料。一般说来,搞电子书的人很少会喜欢实物书,尤其是古书,如果搞电子书的人能够拉进古书圈中来,那将是功莫大焉的一件事,近几年,各种媒体上都在讨论电子书将很快会取代纸本书,如果能够把搞电子书的名人,尤其像尹兄这样有影响力者拉入古书圈,那将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今天听到了他这种解释,原来买古书的目的还是为了电子书,多少让我有些沮丧。

近几年,孟老师又调整了自己的收藏方向,他从搞珂罗版碑帖,转而搞清明精刻本,这次的转变又回归了他最善长的碑帖上,孟老师做事之猛,以转折之决绝,让我很是佩服,近几年,他在碑帖场中的几个大动作,很令我刮目。前年,保利场中上拍了一件《董美人墓志》,这当然是碑帖收藏中间的名品,然而此墓志原本流传极罕,今日所见大多是翻刻本,保利上拍的这一件,起拍价是6000元,自然说明卖主和拍卖公司都认定这是翻刻者,然而,孟老师却认为这是极难见到的元拓本,这本是让孟老师捡大漏儿的一个机会,可惜的是拍场中还有跟他同样慧眼识“美人”的买家。成交结果比底价高了一百倍,是以60万元被孟老师拍到了手。还有一次拍场中出现了一件明拓本的《张猛龙碑》,此碑也是名品,自不待言,然上拍的这一部拓本,却有着黄士陵的题签和陆恢的跋语,可谓披挂美满,此拓本的底价仅1万元,孟老师也跟他人一顿狂争,最终以70万元将其拿下,事后他跟我聊天中提到,自己举此拓本的时候,根本没钱,但以他的性格,只要见到好东西,完全不顾自己手中有没有钱,等拍完之后自己再去慢慢发愁,想办法凑钱,其实大多的办法就是拿出自己的藏品,卖出钱来去顶账,我想这部《锦囊集》,再次出来在拍场中,恐怕就是孟老师的卖书买碑举措之一。

韦力,藏书家,近著有《芷兰斋书跋三集》及《古书之媒》(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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