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1 浏览《红楼梦》（石头记）虽然在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年间形成了一个阅读的高潮，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多是程伟元高鹗刊印本和一些评点派据程高刊印本评点的本子，程高依据的稿本并无后来胡适发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凡例》，所谓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此书后半部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传抄行世，后来终于迷失；据近年研究，高续之说尚有可疑，续作者为谁尚待探究）许多地方有违曹雪芹原意。可以说在此阶段多是以讹传讹的所谓全本，并无善本。
目前所见的十一种手抄本，是1927年胡适发现购藏甲戌本和1932年徐星署发现购藏庚辰本之后，又陆续发现多种手抄本，这才使专家学者得以见到接近曹雪芹原著前八十回面貌，带有脂砚斋、畸笏叟等曹雪芹亲友批注的本子，激发起比较鉴别和研究的兴趣。具有可靠的版本并作认真科学的考证研究的，首先是胡适和俞平伯等少数红楼梦研究人员。他们二人的研究，跟清代的索隐派和评点派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即便是当时的大学者和民族主义者蔡元培先生，也有根本上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来自于手头占有的版本是脂评本系统的手抄本而非经过削删修改的刊印本，这就是后来有人指责的他们据有“孤本秘籍”。正是这些孤本秘籍的陆续面世，才使《红楼梦》研究带来了方法和材料上的革命性变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陆建国以后的1954年，毛主席倡导了对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派”红学研究的大批判，一些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起而攻之，尤其是“洪广思”之流“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不顾胡适等人研究中的科学成分，不顾俞平伯红学研究中有别于胡适的积极探索和符合文本实际的进步，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使大陆红学研究再次进入了一个纷争紊乱的状态，迷蒙和误导了广大的普通读者对《红楼梦》的真正了解。
我自己在多年的红楼梦阅读研究中，注意收集建国后整理出版的不同版本，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各版本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1982年3月出版的所谓“官定本”，包括对俞平伯解禁以后的俞校本以及周汝昌校本、邓遂夫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甲戌本《石头记》等，从这些官私校本的比较对读中梳理鉴别，力求据有“可靠的版本”做符合文本实际符合曹雪芹创作意旨的解读。
在此首先说明一个版本的事实，即甲戌本《石头记》的影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胡适先生最先购藏和作出比较研究的。他评此仅有16回的残稿本“是曹雪芹生前直接的抄本”，“脂本的文字的价值远在各本之上”，并且列专章论述“红楼梦的《凡例》”，对后来各本失去《凡例》（红楼梦旨义）的原因做了推测。大陆解放胡适逃去台湾时将此本携带而去，至1961年5月交台湾商务印务馆、台湾启明书店、香港友联出版社联合发行，这是《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首次影印行世。此后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影印出版。可以说，在此之前大陆红学研究人员见过此本的仅有俞平伯、周汝昌两人而已，恐怕连毛主席也没有看到过这个《红楼梦》版本价值最高的手抄本。说它版本价值最高，首要在于唯独此本保留了《石头记凡例》即红楼梦旨义。胡适先生1928年2月将此本与戚蓼生序本比较研究时指出：“红楼梦各本皆无《凡例》，脂本开卷便有《凡例》，又称《红楼梦旨义》，其中颇有可注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