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人笔记描写看曹雪芹生平家世

这又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相违背。曹雪芹如果真的当了官，敦氏兄弟、张宜泉、明义等人在笔下怎么一点也没有提到呢？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上说曹雪芹是“老贡生槁死牖下；邓之诚《骨董琐记》中也说曹雪芹“以贡生终，无子。”如果曹雪芹是贡生，他在《红楼梦》中怎么说“半生潦倒，一事不成”呢？ 
正统红学家一直把曹雪芹划靠成曹寅的后代人，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们是血亲关系，如果曹雪芹不是曹寅的血亲后代，我们研究曹寅又有什么用？冯其庸、吴新雷、周汝昌等人写的《曹雪芹家世考》《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传》等书，考的都是曹寅，对曹雪芹連一文半字也没有考证出来什么！前面说到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孙子定不了，就連曹雪芹的父亲、母亲也说不准是谁？对于生卒时间都是猜测确定，对这样一塌糊涂的人，怎么就一言定下他是今本《红楼梦》的作者呢！ 
清人笔下对曹雪芹虚假记述形成的原因 
    《红楼梦》的懸案很多，其中书的真实原始作者是谁是一个大悬案。由于清代人有关曹雪芹的记述存在想象性、虚设性、猜测性，这样成了雾里看花，看不清曹雪芹的真实面目，也为以后年月对曹雪芹的探索带来了诸多困难，使以后的探索工作也带有想象性和猜测性。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众多记述曹雪芹情况的人没有真实与曹雪芹有过亲密关系，包括敦氏兄弟、张宜泉、明义、永忠等等人都是这种情况。这些人笔下记述曹雪芹的资料都是通过“题”“赠”“悗”“寄”“怀”等远距离的接触、来往。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看来，这些人与曹雪芹没有见过几次面，他们的关系也不是亲密无间的。敦氏兄弟笔下写曹雪芹的诗有十多首，可是从这些诗文中看，他们兄弟只与曹雪芹见过两次面，連曹雪芹的葬礼他们都没有参加，这怎么能说是亲密朋友吗？曹雪芹什么时候去世的他们不知道，等听到后补作一首诗表示哀悼，这怎么说也够不上好朋友，如果说“挚友，那就更说不上了！敦氏兄弟、张宜泉这些人如此，别的人就更难说了。明义好像他见过曹雪芹，但他比曹雪芹小二十多岁，是两代人，这种忘年交既然存在也难说怎么亲密。袁枚是曹雪芹同代人，从他笔下记述看，他不了解曹雪芹，更谈不上曾经有过谋面的事，他是听明义说才了解曹雪芹的。裕瑞是曹雪芹逝世后出生的，他关于曹雪芹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的，到乾隆朝以后的文人大多是在猜测中记述曹雪芹的，想象性就更浓了！国民时期对曹雪芹的记述那就更加想象性、猜测性了。胡适虽然自称考证出曹雪芹是今本《红楼梦》的原始作者，但一开始认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后来相信杨钟羲的话，又把“儿子”改成“孙子”，他没有了解杨钟羲所言是否有历史根据。杨钟羲所说的：“雪芹名霑，为楝亭通政孙”，这些话是根据敦诚《四松堂集》中的贴笺：“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主流红学家考证认为，曹雪芹出生时，曹寅已经去世了，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就承认：“在‘猜测’的怪圈中研究《红楼梦》，这其中就包括《红楼梦》作者问题。周汝昌继承胡适衣钵，也在“大胆的假设”，但缺乏必要的求证。就連历史工底很深的余英时先生也没有走出“猜测、想象”的窠臼。 
    正是有关曹雪芹的史料都是清代人著述的笔记，由于这些笔记存在“想象性”“猜测性”，随着红学研究的加深，这些清代人有关曹雪芹记述的笔记可靠性、权威性受到严峻的冲击与挑战。几部能够证明《红楼梦》作者的文献也受到冲击与挑战。如《四松堂集》《懋斋诗抄》《春柳堂集》《绿烟琐窗集》《栆窗闲笔》《延芬室集》及《随园诗话》等等。《春柳堂诗稿》是光绪年间刻本，且是本宅藏版，刻印者是张宜泉的儿子张介卿。这样看来，张宜泉是不会生活在乾隆朝的。这些书籍虽然记述了有关《红楼梦》作者的信息，但有多大的真实性、可靠性、权威性是难于评说的。正统红学家们，是不愿意听到笔者上面提出的东西，甚至有人说这是“诬陷行为”、是“不懂红学研究规则瞎说”。现暫时提出一个问题，也许有的正统红学家也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那就是甲戌本《红楼梦》与卞藏本《红楼梦》的字是一人抄写的，为什么庚辰本《红楼梦》己卯本《红楼梦》上有现代人陶洙（1878──1961）、周绍良（1917──2005）的笔迹？所谓的“北师脂本《红楼梦》”上，正文、批语都有陶洙、周绍良的笔迹。乾隆抄本“己卯本，从第二十一回到三十回，不管正文还是批语都是陶洙“补抄”的。这十回文字笔迹与“北师大”本一模一样，是陶洙的笔迹。让人惊奇的是己卯本《红楼梦》这十回与庚辰本《红楼梦》对应回数的笔迹也是一模一样，这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东西，让人们去相信“脂本”形成于乾隆年间，是怎么说也是难让人相信的。 
    下面从曹雪芹生卒年代的确立，证明正统红学家依照清人笔下记述所做出的结果的虚伪性、猜想性、伪科学性”。 
    正统红学家们考证出的曹雪芹去世年代有三种看法：一、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3年2月12日，简称“壬午说；二、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即公元1764年2月1日，简称“癸未说；三、甲申春，乾隆二十九年，即公元1764年春天，简称“甲申说”。 
“壬午说”是胡适提出来的。胡适从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中有一则眉批，胡适依此提出这种说法：“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殆尽，每忆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癸未说”是周汝昌提出来的。1947年，他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按年编在癸未年，他将上面提到的“壬午除夕”四个字断为两断，将“壬午”去掉换上“癸未”成了：曹雪芹死于“癸末除夕”！ 
    “甲申说”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梅梃秀提出的，徐恭时极力贊成。梅梃秀也是根据“甲戌本《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