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未来方向

，小说本身让我的好朋友宋淇先生他们去研究，我们在上海就认识，他学问好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讲了，我的学问太差，就这样了，OK？
　　红学“分久必合”
　　赵冈： 我是学经济的，研究《红楼梦》对我来讲是课外活动。过去我倒也写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抛砖引玉的东西，所以对《红楼梦》研究我也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不过我始终还是维持我不是研究文史的局外人身份。
　　过去的《红楼梦》研究，因学说的不同而产生了许多“门派”，“掌门人”立下的“门规”也都很森严，所以往往有许多打门的场面出现。这并不是很好的局面。我认为一开始大家可能由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么一门博大、深奧的小说，可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这局面应该是“分久必合”，就会去从事一种“整合”的新研究方式，过去用各种不同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各“门派”都有他们的贡献，可以综合各种角度的说法来研究这个小说了。
　　可能不可能?很可能。中央大学任教的康来新小姐借给我一本书（她今天也到场了），她最近出的这一本书析论中国的伶人文学，其中有一部分是讨论《红楼梦》里面梨香院中的人。康小姐所用的办法，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她把各种角度的红学研究成果都利用了，再加上自己非常独到的分析与解释。她利用了很多考据曹家的史料，譬如曹家如何有文学传统、戏剧的传统，曹寅对戏剧爱好的程度、家里养过很好的戏班子等等，解释曹家与中国文学、戏曲的血脉与渊源，它还有《红楼梦》中提到过的非常详尽的戏目，这些戏目的作者、来源都说得很详细。还提到《红楼梦》如何巧妙地利用各种戏目、戏中的诗词以及情节穿插在书中。曹雪芹也着力地描写了当时伶人的生活。康小姐以文学、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红楼梦》，并加以发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十九世纪的批评材料有其价值
　　浦安迪： 痖弦先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我觉得非常惶恐，第一是因为我国语讲得很差；第二，年龄、国籍、生活经验等，我都是个外人；尤其当着几位有名的红学家的面，我更不敢开口了。何况夏志清先生已经讲过话，要我讲话是更可怕了。不过这几年来，《红楼梦》对我影响很大，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心爱，而且又接受了邀请坐在这里，不讲几句话那真是太不客气了。
　　关于红学的未来方向，我不知道，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是关于《红楼梦》的解释，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对我最有意义的材料，不一定是近代所写的批评论述，而是更早的一些浅一点的材料。不是说王国维以降的红学研究不好，而是清朝中、末叶的传统批评材料，对我所了解的《红楼梦》特别有影响。这些材料许多人都看过，但大都被忽略了。我讲的是清代《红楼梦》版本上印出来的眉批、总评，以及单独印行的笔记文章。我觉得这些十九世纪的批评材料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其影响要比二十世纪以来的批评材料更大。
　　台湾广文书局最近出版了“《红楼梦》丛书”，其中有好几种许多人到现在仍忽略的版本；还有我所看到的所谓《红楼梦卷》，台湾几年前出版过，书名改为《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今天我去书店逛了一逛，也看见了《红楼梦卷》。这些材料里面有许多是值得我们注意并认真看的，对《红楼梦》的解释非常有价值。
　　以“新红学”的五个基础为起点
　　高阳： 我研究《红楼梦》，是我研究清史的副产品。我对研究历史有一个信念，就是每一个朝代都有每一个朝代的“中心势力”，不能了解“中心势力”，就难以了解时代的来龙去脉。譬如研究明末，就应该知道它与东汉一样中心势力是宦官；而清朝则是以“八旗”为中心势力。在我研究八旗制度时，就发现曹雪芹家世与后来境遇有许多不可解的地方。
　　举个简单的例子，曹雪芹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包衣是清太祖进关前就已投效的汉人，与清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与后来的汉军大不相同。而从《清会典》可知内务府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有极多的营产，所以一个在内务府当差的人绝不可能没人照应而吃不饱饭，甚至死了内务府管都不管。我在研究中对康熙、雍正时东宫太子的纠纷、夺位的纠纷有兴趣，就想到与《红楼梦》有关的东西，而在乎日写稿中，也需要对当日史实深入了解。在这研究过程中，有关《红楼梦》的史料问题，我有两点比较独特的说法，一是关于雍正夺位的问题，康熙原是要传位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却被雍正夺有了天下。这说法与澳洲墨尔本金承艺教授(他是清太祖长子褚英之后)相当接近。第二点是，乾隆可能为热河行宫李姓宫女所生，中研院史语所苏同炳先生根据冒辟疆文章以及民间传说也作如是论断。李翰祥还把这个说法放进他的剧本之中。
　　在各种直接证据与旁证的支持下，这两个说法自信可以成立。这两个说法，对我最近完成的论文，也有极大关系。
　　我在《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论文中，考出曹雪芹在雍正五年曹家被抄家后，归旗人内务府的景山官学读书，雍正七年又入翰林任教的咸安宫官学。乾隆即位后，由于与乾隆交往甚密的平郡王福彭之照应，曹家很过了一段不坏的日子，所以曹雪芹在乾隆三年满廿三岁白宫学退学后，过了一段既风雅又风流的公子哥儿生活。乾隆十三年福彭一死，曹家在内务府受排挤，又因习于挥霍而债主盈门，几于破家。为了打开家族的困境，于是就捐监生下场，希望在考场得意，令人刮目相看，不料事与愿违，仅中副车，既不能中举、成进士，为生活所迫，乃以副贡考取八旗义学的“满汉教习”，这已是他唯一的出路。也因为他在义学供职，才能与敦诚、敦敏兄弟缔交，才会有敦诚《寄怀曹雪芹》中所谓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在《《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乎郡王福彭考》论文中，我谈到“绝无人可续红楼”，也提出“新红学”的基础。为什么绝无人可续红楼?续书比创作还难，而后四十回文字比起前八十回还是不错的，事实上，从第五十二回以后，文字就慢慢地不行了，还有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第二页上的歌词“虎兔相逢大梦归”，其实是一个“将其事隐去”而伏线千里，在八十六回至九十五回始有解答的戏法，其中机括重重，设计周密。任何一位续书者都不会想到，因为非当时与平郡王府关系密切的人，不会知道福彭生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廿六日卯付，而他的两金四土一木一水的八字中，在命理上有那么多花样。我是以一个小说作者的创作心理去体会而得的结论，而我所获得的史学上的证据，充分支持了我文学上的论点。
　　根据对史实的了解，衡诸我的由千万字以上的小说创作经捡而体会到的曹雪芹的心理，我试着列出自信比较接近当时实况的情形大约是这样的——(1)《红楼梦》全稿在乾隆十九年以前既已完成，最初的书名就是《红楼梦》，以“红”为出发点，以“梦”为归宿；“红”就是代表“镶红旗王子”福彭的“红”。(2)为了希望能获平、怡两府的认可，曹雪芹曾一再改写《红楼梦》，务将“真事隐去”，所以书名一再更改。(3)曹雪芹临死訶，还在作不知第几次的改写，“书未成而逝”，即指改写未成。(4)曹雪芹虽死，稿本仍不能流传，此为乎、怡两府制裁曹雪芹的手段之一。(5)平、怡两府根本反对曹雪芹写《红楼梦》，威胁以外，当然还有利诱，此即张宜泉诗“羹调未羡青莲宠，范召难忘立本羞”的本事。我以为今后“红学”的研究，在时同上应集中于雍正六年至乾隆三十年，空间上要由南移北，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新方向，因此我大胆地提出一个“新红学”的口号，前述五点情况，便不妨说是“新红学”的基础。
　　红楼梦有最高深的象征和写实技巧
　　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