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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我对朱淡文一文暂且尚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我也不敢将杜苍略笔下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事简单地认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因为在杜苍略笔下的对曹寅这个“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的“异类”的“释要眇”一词就简单到如此地步。
在这个问题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后来读到的“楝亭过东阿绝句”一首，其诗为：
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即鱼山——周注）何必树松楸。
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谈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写的诗下注了“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见周文69——70页）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杜苍略的“惊心动魄”的序言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的事实，即曹寅的心理实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举的曹寅的“过东阿”绝句更直接的说明了这一问题：曹寅诗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并不是什么仙境仙人；而他的“天乐”“梵音”实乃是不忘、亦不满于曹丕篡汉一事，实即指不满于满清王朝借明末农民起义之机灭掉了几千年的华夏古国。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却望临淄作首丘”这最后一句，乃是借《后汉书》《班超传》“上疏”中的“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仍在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岂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关“首丘”的古典在发泄他思想深处的民族亡国耻辱。曹寅好像还怕别人不明白，又专笔注了曹丕纂汉这一古典。
当然，曹寅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种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统观念。
周汝昌对杜苍略的序言中的“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事，在他读了曹寅自己写的并自注的“过东阿”绝句之后，“又读了复社张溥之论子建”。周汝昌说张溥之论道：“论者又云：禅事代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当然，则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见周文70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在周汝昌读了张溥之此段话之后，“于是恍然，杜老（苍略）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见同页）。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个问题。周汝昌由发现曹寅与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寻常，最后逐步查对到曹寅的“臣汉”之心，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
本来当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进展的时候，周汝昌却怕涉“索隐派”之嫌，而忙忙退却了。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汉”“之心”之后写道：
这也许是“求之过深”罢。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但要看看楝亭的……“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过日，识字悔终天”……“回翔几触抨弓怒”……——我们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这是个复杂的题目，这里“话”不清。（见周文70页）
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话’不清”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汝昌有不愿深究、到此为止的问题。作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来已明显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曹寅这个满清的皇室家奴为什么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睐；而且曹寅又为什么对民族气节极高的杜苍略倾服之至，以至“愿为筇竹杖”；还有曹寅为什么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见周文70页，此诗出处不详），“临风渐影形”（见周文65页、出处也不详），也即周汝昌说的曹寅“自渐形秽”（见周文65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汉族，其父虽在忙于建功立业，效忠于满清王朝，但到曹寅时，在曹寅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识复原，最后发展到有如不满曹丕篡汉一样的不满满族吞并入主华夏，常以曹植“终身臣汉”以自喻。
当然在曹寅的思想问题上，我也不赞成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认为这“是个笑话”。在这里，我请周汝昌弄清楚一个界线问题。即“索隐派”是在研究《红楼梦》而不是在研究曹寅。还有“索隐派”的“反满复明”论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隐”里提出的“《石头记》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7页），这种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红楼梦》不存在“真事隐”与“假语村言”的问题，那么一个偶然的凭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与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临城下，三日后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这一历史事件无关；要说有关，自然是一种附会的偶合。但《红楼梦》是一种以“真事隐”与“假语村言”为基调的“游戏笔墨”；而且还有几处的《红楼梦》日期与明末清初事件有关，比如说，一个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残红”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写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这本身就是多尔衮于五月初二占领北京、五月初三发号满洲命令和“扬州十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大屠杀日期的变相重合。
《红楼梦》的“索隐派”认为曹雪芹有“反满复明”（实际上曹雪芹是一种“反满复汉”思想，张宜泉的“浮名应付楚弓遗”和《红楼梦》中的有关内容便是一个明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因为曹雪芹与曹寅毕竟所处的时代与地位不同。曹寅仅有不满于满洲入主华夏有背于他的民族“正统”观念而已，其“臣汉”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对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还列举了曹寅在他的《续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写出的一只《风云会四朝元》的曲子。其曲中有“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骨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詈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坐无一可！（口茶）！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阝厄）祸？……”（见周文36——37页）。
这是曹寅笔下的词语。这词语实不过是当时满洲杀掠辽东一带的写照，这个问题周汝昌已作了举例说明，此处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过只要我们细心一看，从曹寅“胡羌”一词的运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笔就足见曹寅的民族意识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这里。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只看到曹寅与康熙皇帝特殊关系一面；还要看到曹寅在明末名士交往过程中其民族意识“复原”的一面。这曹寅思想的两面性就变成了曹寅既有报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满于满清借明末农民起义亡明之机而强夺入主华夏的“臣汉”“之心”，它组成了曹寅独特的民族思想。
我们通过对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曹家的民族意识在曹寅时期就开始发生裂变，他已不是一个纯粹效忠满清王朝的忠实“奴才”，而是一个颇感民族耻辱的炎黄子孙。当然由于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当然还发展不到彻底与满清王朝决裂的程度，不过曹寅的这种民族思想已为曹雪芹的更强烈的“反满”民族意识开了先河。
当然对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对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仅仅是一个侧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对曹雪芹思想潜在影响的一面。至于曹雪芹是否有一个“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我们下面再接着研究其它一些问题。
四、张宜泉的社会思想
对于曹雪芹社会思想的研究，在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