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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关系密切的有敦氏弟兄，还有一个张宜泉。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农夫、小商小贩、优伶、店主和店员，甚至还有一些达官贵宦和一些小官员们，以及一些其它诗朋酒友。这个问题不仅从《红楼梦》作者笔下的纷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游之广，而且曹雪芹当时的处境要求曹雪芹必须应付如此繁多的社会场面，不得不接触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人物，这是曹雪芹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但是，这一些人际交往却无法说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识。比如说，曹雪芹与邻居们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谈，不论是农夫，还是市民小商小贩们，尽管这些谈话是诚心诚意的，但大多数是为了消遣，曹雪芹不会暴露他的灵魂深处。比如说曹雪芹也会跟一些酒店主仆谈心，但这大都是曹雪芹作为店主常客而叙故。又比如说曹雪芹得与某些达官贵宦或小官吏们周旋，但这大都是为了应付场面而逢场作戏。当然，我们不能说曹雪芹在与这些纷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间一点也不暴露他的社会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来说，显然还有最起码的一条：这还缺乏文字记载。就目前看到的与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记载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诚敦敏弟兄和张宜泉三个人。
作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关系，显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胆的地方。比如说曹雪芹一次访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见敦诚，敦诚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于是二人借酒长歌，出语不凡，这是一例。还有曹雪芹死后，敦诚有“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的诗句，这诗句显然也属肺腹之语。这些都说明敦氏弟兄与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与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显然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敦诚的五世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三子英亲王阿济格，阿济格后被赐自尽，开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沦落京师，敦氏弟兄与曹雪芹处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怜之感。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诗的造诣方面，双方都达到了互相倾慕的程度。如敦诚在他的“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一语。三是敦氏与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如敦诚《赠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赠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匋）白眼斜”和敦诚《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些情趣相投显然也是敦氏弟兄与曹雪芹交为好朋友的基础。如果敦氏弟兄视曹雪芹的如此放荡不羁为不雅，那么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绝不至深交如此。
对于曹雪芹与宗室的敦氏弟兄们的交往，我们不可忽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还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张宜泉。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就有七首诗专门写他跟曹雪芹往来的，张宜泉在诗中有“一别”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后，张宜泉有“怀人不见泪成行”之戚。这足见其交情深厚了。但可以说这只是现象的一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一面：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流露出来的“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的民族不满情绪和“雄剑今将赴石梁”的“驱逐鞑虏”的反清思想；张宜泉在他的《诗稿》中反映出来的他与曹雪芹的“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的神密交往关系；张宜泉在他《诗稿》中披露出来他的“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的交往标准；还有《诗稿》中的某些诗句与《红楼梦》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遗物“书箱”最后归属于张宜泉等问题，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张宜泉思想和张宜泉与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而且可以说，对于这些的研究才能为我们研究曹雪芹的社会思想提供扎实的基础。
张宜泉家，可能是一个破落了的“旗人”。但他是汉族，并非满族。这一点在《诗稿》中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可以得到证明，徐恭时论证他为满族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张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没有详实材料，此处暂不追究。但是不论张宜泉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将无碍于张宜泉社会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诗稿》中某些诗句的特殊含义将是他具有何种思想的充分证明。
在研究张宜泉的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传》的《村塾过从》一节中谈到，当他看见张宜泉试贴诗《东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难定，烟华散不穷……几度临青道，凝目血染空”（着重号为周所知。下同。）之后，感到张宜泉这诗中的“后十字是结句（这里应该“颂圣”——周注），——真是令人不胜骇异了”（见163页），在当他看到张宜泉《诗稿》中的“锦瑟离宫曲，膻笳出塞声”、“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之后，周汝昌感到特别吃惊，周汝昌写道：
〖HT5K〗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即是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见164页）
周汝昌在又列举了《读史有感》一诗和摘录了“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等句之后认为：
结合上面所举的那些令人骇异的句例而看，张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处。（同上）
周汝昌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识的，在研究张宜泉的思想的问题上，周汝昌显然有他的独到之处，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的独到之处一样，他毕竟为弥盖在曹雪芹社会思想问题上的迷雾撕开了一道裂口。当然周汝昌的这种研究是无意的，甚至还有他固有的禁锢成份。
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其诗虽在人们眼里看来有些“俗”，但其诗中的思想内容却颇为丰富。其诗中不仅述及自己的生平、经历、亲朋往来、妻儿老小，还展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阶级状况的看法，对满族政权统治的不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一面，即张宜泉有驱逐满洲政权，问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进步的历史政权更替观念。
张宜泉在“游举业”“破产”之后，谋得了一个“垦砚田”的课童职业。从此之后，“一馆由来绊此身”（见《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闷摊经史课儿郎”（见《拨闷》）便成了他的谋生生涯。当然，“课童”仅是张宜泉的谋生手段，并非他理想的职业，于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负和反清排满情绪便时时在他的《诗稿》中泄露出来。
张宜泉在《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鹏鸟，托身笑蠹鱼”；在《闲兴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觉迟”，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第四首中有“愿君书箧东迁后，奋翮凌云上碧霄”；在《遣怀》中有“汉坛早遂封侯志，渭水终兴隐钓才”，这些都是张宜泉虽居“馆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写照。
抱负毕竟只是抱负，雄心毕竟只是雄心，张宜泉必须面对现实，现实对张宜泉来说是“半床风共冷，一枕月同孤”（见《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贫”（见《与刘二弟闲话》）、“拾薪子尽蓬头惯，荷篑人多赤足流”（见《西宫即事》）和“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见《四时闲兴》）。这些社会现实不能不给张宜泉的非凡抱负增添一点异样的东西，这一种异样的添加剂将会在张宜泉的思想中发生质变。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宜泉处在一个异民族的统治之下，这在张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反响；特别是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