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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寅与明末士大夫的交往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献芹集》一书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一文里，倒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周汝昌在其文中谈到曹寅与明末逸民的交往问题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和满洲内务府郎中、苏宁织造曹寅交往过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交往过从”（见周文65页）。周汝昌在谈到这些交往过从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身价气节极高的杜苍略。
据周文介绍，侨居南京最避远的地方的杜苍略，气节极高，也极难接近，但他和“曹楝亭从很早就成了知交”（见67——68页）。
周汝昌又写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晋曹寅为内务府郎中，即须进京当差；这时曹寅在南京已经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赋北征。登舟之日，杜苍略特意江干送别，并珍重以诗为赠。这首诗——五古为体，《思贤》名篇，长达三百四十言”（见68页）。周汝昌认为这首“《思贤》名篇”“情词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页）。
对于此“长达三百四十言”的《思贤》名篇，我未见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这样介绍道：
那诗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今天，“举目判关河，携手百端集”了，感怀无限。后言“宿离（读若俪——周注）恒不贷，忧患亦难述；伊余既缔交，宁禁弹清瑟？摆脱优游谈，欲宽行者恤。”意谓既属深交，无事肤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他教导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贪富贵，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寿”（九畴中恭为“五事”之先；寿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顺”之道为处世南针，可以春水野航、悠游自泛，最好努力从事著述、赏奇文，析疑义；最后，举吴季札和曹子建二贤为例，要他深思远鉴。（见同页）
周汝昌在谈完这杜苍略的“《思贤》名篇”后，认为“这事真透着‘玄’”；并随后介绍了在这之前，曹寅和杜苍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对杜苍略有“愿为筇竹杖”之言，从其中可见曹寅对杜苍略“倾倒之致”（见同页）。
这是周文中介绍的曹寅与杜苍略的一段关系。
在这里，我接着谈刘长荣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与杜苍略交往的时间界线问题。曹寅之父曹玺卒于织造署时，曹寅27岁，曹寅奉旨升为内务府郎中北上时，曹寅28岁，此时杜苍略写了《思贤》名篇。既然如此，曹寅与杜苍略深交之年也当在曹寅28岁以前，这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曹寅受了什么康熙密旨在履行“统战”任务的问题。
既然二人的深交关系不是属康熙什么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时并非以一个文化特务的身份在愚弄杜苍略，那么，这里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个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显然还有其它成份，这就是慕势，贪财，慕品德、慕才、慕气节等。曹寅与杜苍略自然也不例外。但作为曹寅这一方，是一个显赫满清皇家官奴；而作为另一方的杜苍略，却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高的拥明排满分子，二者毫无相通之处。这又倒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交往并以至成为至交——曹寅北上时，杜苍略写三百四十言长篇《思贤》名篇相赠；而曹寅又对杜苍略“愿为筇竹杖”的如此倾服。这里面两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的除了人们认为的曹寅负有“统战”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苍略还有慕势利逐富贵的成份？这些对于一个气节极高的杜苍略来说，显然绝对不可能。
除此之外，难道杜苍略对曹寅的交往还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过，在这里请不要忘记，明朝初亡，汉人沦为亡国奴，在这种时候，这一些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气节极高之士真会在此之时去有心慕一个满清家奴的才华？这自然也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了。即曹寅能够受到气节极高的明末名士杜苍略的青睐，如果单凭曹寅之才或礼贤下士之德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面二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常言道：“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二者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敌对阵营。
我们在这里能不能考虑到这一个问题：曹寅的祖先，我们不论他们是怎样沦为满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毕竟是为满清王朝卖命并屡进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时代，虽由于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并成为康熙皇帝的亲信，但曹寅在其年轻时期，在与明末气节极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一个民族意识的“复原”这一问题。也即是在曹寅在与杜苍略等人的交往过程中，不是杜苍略等人被曹寅收买笼络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复明的志士的意识异化了。
这看来是不可能的问题，但它却是我们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变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
对于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问，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与杜苍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诗集于苍略求序”一事。周汝昌写道：
楝亭既与苍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屡行梦寐；苍略得知之下，感怀赋诗，写出：“异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情疏千里外，梦寄一灯深……”（着重号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华筵”，等伦非匹，人生梦梦，觉路难寻。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次年七十三岁的老人，特濡大笔，又写下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见周文69页）
对于周汝昌的这一段话，我不太明白。周汝昌笔下的“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是指曹寅28岁二人离别之后，还是其它时间。若按苍略73岁写序，当在曹寅39岁之时（因为苍略比曹寅大44岁），亦当曹寅已在江南任职之时。
对于杜苍略写的“惊心动魄”的序文，我没有见过，周汝昌笔下介绍是这样的：
那序上来就单刀直入：“与荔轩（曹寅——周注）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户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这先是老实表明曹寅于“同学者”乃是“异类”。接云：“既而读陈思（曹植——周注），《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这说明这位“异类”的思想实与“异类”不同。然后说荔轩以诗为性命，辗转反侧，无时不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精微烂金石”，与曹植何异？然而曹植当日，有刘桢、王粲、丁厂異为唱酬，有白马王彪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轩两千里外，独求于我，“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此予所以欲笺释要眇，为之旁皇抚卷而不能已也！”最后说，读荔轩之诗，当知人论世，盖其诗中有物，有“奇怀道韵”，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为要紧；“使徒赏其诗、渊渊尔、锵锵尔，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见周文69页。着重号均为周所加。）
周汝昌在写完这些之后，认为：“这简直‘玄’透了”（同上）。
我们从周文如此简短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杜苍略认为曹寅的诗，特别是在杜苍略看了曹寅的诗之后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后，得出：“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也。杜苍略此句评释，实亦不过是他序中说的曹寅的诗乃“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杜的序文乃“笺释要眇”而已。
对于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说，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见《学刊》1982年第3辑）一文中，曾认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