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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
臣前具摺启奏，伏蒙御批：“今岁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又闻盗案甚多。钦此。”皇上忧民忧岁，虽在边陲，栉风沐雨，犹时时俯念江南，有加无已。臣寅跪诵之下，不胜感泣。臣系包衣之奴，蒙圣恩拔于下践，参列人群，但臣职司丝盐，不敢越位妄奏。今蒙谕旨，敢不竭诚剖实具以上闻。（录自易管《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
我没有见过曹家奏折档案的全部材料，我手中只有《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和1980年第1辑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与（中），所以，我对曹家的奏折了解就难免以偏盖全了。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谈到他“越位妄奏”“盗案”一事，也可见实出于不得已成份。
还有以下曹寅对“盗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给康熙奏折的后半部：
……再，盗原系浙江旧案，鼠窃狗偷之辈。当时匿家光福山中，转攀拿获，自知不免大戮，恐该衙门动刑痛苦，遂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缘巡抚远出苏城，又无老成之官，一时城栅过于严防，以致百姓惊慌。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夥不轨之事。后恭闻皇上圣谕，责地方以不加查察盗案，凡臣民无不欢忭，以为天鉴如临，明洞万里。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并具摺奏闻，伏乞圣鉴。
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开案摺内。
浙江审事略：
浙江所审之案，张廿一、张廿二，即江南获解之张君玉、张君锡。廿一妄称总爷，廿二自称二爷。又有陈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称将官，施尔远称施先生，又称军师。又有未获之叶天祥，妄称先锋。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其所称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一时受刑，辗转胡报，究竟供称某人与朱三太子往来，某人系朱三太子不离左右；与供其所居门面楼房如何，其人年纪面貌如何，有子若干？及提到细问，总属不符。（其下还有奏报“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长，不录）。（见同文335——336页）
曹寅奏陈江西地方盗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请安摺内。
再，臣探得江西彭泽县地方有盗案一起，内有刘名扬、朱黄友二名漏网脱逃，地方官将伊家属拘禁。而刘名杨、朱黄友遂勾结各处流民，纠合二百余人，欲图劫狱。因借此恃强抢夺客商米船，当经地方官传集士兵等人，协力擒拿，已经安定。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向殷实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现查拿抚慰无事。诚恐流言讹传不一，有廑圣怀，故敢奏闻伏乞睿鉴。（见同文343页）
我们从以上抄录的曹寅这些有关“民变”“盗案”以及一些“反清复明”的起义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报了事情；但是，我们也从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带人民，曹寅丝毫没有夸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缩小事件的成份。比如说奏折中的“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伙不轨之事”和关于张廿一、张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以及另一个奏折的“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等语，这些奏折用语实有缩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缴功行赏过分夸大其词的奏折相比，我认为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最起码来说，这种奏折避免了满清王朝对江南一带人民的大屠杀。至于奏折中一些对反清头领的一些诬蔑之词，此官样文字总要得写的。
有些人也可能会说，不论怎么说，曹寅毕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复明起义起了作用。但我们话又说回来，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尔密密访问明白奏来”“再查再奏”（抄自刘长荣一文，见333页），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关事件吗？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辑获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报朱三太子在鲁获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见《学刊》1979年第二辑易管编的《曹家档案史料补遗》336页、340页、338页），这都说明曹寅奏报这些不奏报这些都无所谓，在曹寅奏报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那么说来，曹寅就不奏报这些，又对于当时一些反清复明势力又有何用呢？
不论怎么说，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势力的问题上，我认为：其一是曹寅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问题上，他还有一个不得已的成份。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杀，这还是偏袒于江南的汉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们的。当然这种奏折也无形中起到了缓和满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们认为曹寅在密奏有关江南抗清民众起义的同时，人们还几乎一致认为曹寅在收买笼络软化江南的一些“匡复汉威仪”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灭明末士大夫的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刘长荣在他的《玄烨和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中似乎特别突出。刘长荣认为康熙曾“密诏曹寅作好江南统战工作……玄烨密令曹寅担负了统战重任。但恐露马脚，玄烨再三嘱咐‘千万不可露出形迹方好’、‘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见《学刊》刘文326页）。
对于刘文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统战”任务的文字，由于刘文未引明出处，也未说明此几处的引文是专指康熙指示曹寅笼络江南逸民一事，还是兼指曹寅密报江南的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各个方面的，这个我不明白。不过刘文在下一页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于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烨指示，难道不怕玄烨怀疑”（见《学刊》刘文327页），若按照刘文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怕玄烨怀疑”将成为曹寅结识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这里，我希望刘长荣弄清楚一个时间界线问题，也即就是刘长荣自己指出的“杜（氵+睿）大曹寅55岁，杜芥大曹寅52岁”（见刘文326页）。实际上刘文这种说法不确。
杜（氵+睿）生于1611年，死于1687年，死时76岁。曹寅生于1658年，死于1712年。杜（氵+睿）应比曹寅大4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