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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民族划分标准。一个民族成份怎么可如此随便划分呢？划分民族不同于划分阶级，阶级是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划分的，一个人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几天之内就可由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但一个民族成员怎么可轻易由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呢？阶级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不管它采取什么过渡形式，经济过渡或暴力过渡，但一个民族却很难过渡为另一个民族。
划分民族固然是按地域、语言、风俗习惯和共同心理状态来划分；但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人是什么民族，则不能按此标准来划分，这里存在着一个血缘问题。一个人的民族成份是靠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并不是某个人想加入什么民族就加入什么民族，什么人想承认他是什么民族他就是什么民族。尽管民族问题中也加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但血统则是划分民族成员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旗人是否是满族、曹雪芹一家是否是满族的问题上，满清皇帝口谕、律令以及曹家本人和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氏弟兄都作了说明。但我们今天的某些人却违反民族划分的一般标准，违反满清当时存在的社会事实，强用自己的错误观点加于古人，加于历史，人为地造成不应有的错误结论，实在有些讲不通。
曹雪芹一家虽然被列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但在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凡例中就写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开原边门外汉人）、抚顺尼堪等人员，从前入满洲旗内，年代久远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录自赵宗溥《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一文252页）。这里就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曹雪芹一家虽归入《满洲氏族通谱》，但他是按蒙古、高丽、尼堪（汉人）这些民族归类列入的；二是这种列入是“附于”“满洲姓氏之后”的。
这里标明年代久远的附属于满洲帝国的曹家等家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民族成份。
在曹雪芹一家是汉族还是满族的问题上，我们不妨来看李广柏和张书才引用过的一些材料。
天聪八年五月，皇太极在一道上谕中说：
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抄自李广柏一文195页）
道光年间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备谈》中说：
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抄自张书才一文291页）
乾隆年间宜兴编纂的《清文补汇》卷六页三五，光绪年间志宽，培宽编纂的《清文总汇》卷六页一四，也都有“旗鼓佐领”专条，两书同样写道：
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抄自同页）
康熙《会典》卷一509页《内务府二·会计司·三旗经管钱粮》下载明：
顺治元年令：原给地亩之人并带地投充者，归并于汉军佐领之下，催征钱粮草束，交该管官收贮。（抄自张文292）
卷一53页——《内务府五·都虞司》下又说：
凡三旗护军：内务府满洲佐领下设护军十五名，汉军每佐领下设护军十名……顺治十八年令：满洲每佐领下各添护军五名，设军校二员；汉军佐领及浑托各设护军十名，设护军校一员。（抄自同页）
在《内务府来文·人事类》档案中，顺天府学政关于包衣人员考试的咨文一再申明：
至包衣生监，务即注明满洲、蒙古、汉军以及官民字样……照得本年岁考，……希将内务府包衣满洲、蒙古、汉军应试文童册结，务于文到即日内咨送本学政堂衙门，以便汇册咨送兵部考试骑射，定期府试。（抄自张文293页）
同档案的礼部咨文也说：
本人如系包衣佐领、管领者，满洲即写满洲，蒙古即写蒙古，汉军即写汉军……（抄自同页）
同档案吏部致内务府的咨文有：
现任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凡有包衣人员，于各员名下注明包衣字样，咨复本部。（抄自同页）
除此之外，张书才在其文中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此处就不一一抄录引用了。不过我们从满清皇帝的上谕和有关满清各制度的规定中，均可看出满清政府并没有把入旗或已成为内务府的汉族包衣当作满族成员看待。
再来看看满清有关曹雪芹一家是汉族还是满族的一些直接材料。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请让满族人满都暂署盐运使的奏折中批复道：
两淮运使，甚有关系，所以九卿会选，已有旨了；况满洲从未作运使之例，不合。（抄李广柏一文202页）
雍正七年，内务府为补放内府三旗参领等缺，请皇帝钦点的名单中有：
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领曹尔正之子，汉人。（抄自同页）
这曹宜不是别人，他就是曹雪芹的叔祖。
我们由这两条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家并未混入满族，不论在康熙朝，还是雍正朝，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其叔祖曹宜在皇帝及其政权的眼里，都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
我们也来看看曹雪芹祖父曹寅关于自己民族的自白：
曹寅和李煦在奏请让满人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奏折中写道：
查定例内运使无题授满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陈请，惟求皇上恩允暂留满都署理运使印一、二年，与臣等同心协力，将从前积欠设法补完。（抄自李广柏一文202页）
这是曹雪芹家关于自己是何民族的自白。在这里可以看出曹寅并没有敢把自己当作满族人看待。
还有曹寅与河北丰润县曹鼎望的儿子曹鈖、曹鋡交往甚深，曹寅在给曹鋡的诗中有“吾宗自古占骚坛”（指曹操父子）。在这里也足见曹寅以汉人自居，并引以为自豪。
到了曹雪芹的曹家没落时期，宗室在《寄怀曹雪芹》中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曹雪芹一家是汉族人。
从以上材料来看，我们不论从民族划分标准，还是从满清王朝的律令规定与满清皇帝的上谕批示，还是曹雪芹祖上的自白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对曹雪芹民族问题的认可，都可以看出曹雪芹乃是一个汉族人，并非什么满族人。
三、曹寅的民族思想
在讨论曹雪芹社会思想的问题时，我觉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来略微研究一下，从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时期就已开始发生裂变。
由于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红学家自然将笔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过在对曹寅的研究问题上，诸红学家却一致认为：曹寅在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同时，还肩负着笼络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别使命。其结果是：“消弥了明末士大夫‘匡复汉威仪’的民族运动；监视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密报了江南民情与生产”（抄自刘长荣《玄烨与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见《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第333页）。还有，曹寅在镇压“四明山”“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问题上，为康熙皇帝刺探情报，“担任了不光彩的职责”（同上）。
这样，诸红学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别是曹寅的民族意识上无疑忽视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但却是一个极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对待曹寅笼络江南名士和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农民起义的情报问题上，我还不敢苟同诸红学家的观点。
曹寅是以一个“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苏州及江宁织造的，并最后擢为三品“通致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亲信耳目；他在举报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产上，确实也是尽心尽力的，有时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说的“即肝脑涂地，亦不足仰报高厚于万一”（见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补遗》上。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329页）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用此来硬套曹寅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上和收罗明末遗民、消弥他们的反满复明运动上同样忠心耿耿于满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对待曹寅的为康熙密报江南反清复明的民族起义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