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 浏览 王彬先生是散文家，也是学者。作为散文家，他的散文从题材选择，到驾驭语言的能力以及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可谓成熟到了深邃、老到的境地；作为学者，他的学养深厚而研究独到，总能在扎实、严谨、精细之中独辟蹊径，选取一个独特的充满智慧的角度，去挖掘一口学术的深井，平心静气去慢慢打探开掘，所以他的研究往往在厚实中透着一种精巧，总能取得让人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
如同对于北京的研究着眼于胡同文化，对于《水浒传》的研究着眼于水浒的酒店一样，王彬对红楼梦的研究也别有洞天，他将西方的叙事学与中国传统的考订方法相结合，对《红楼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既突破了以往对《红楼梦》主题分析式的研究，也有别于传统的侧重于对人物塑造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极好范本。
在《红楼梦叙事》中，王彬先生从叙述结构、叙述格局、不可靠叙述、伪时间、空间、叙述话语和动力元等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与研究，解决了传统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的一些难题，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叙事领域进行了饶有意义的探索，比如“滞后叙述”理念的提出。他认为，叙述者叙述与人物聚焦是一对矛盾。通俗地说，叙述是“讲”，聚焦是“看”，聚焦在前，叙事在后。“因为讲的人在后，必然可以对聚焦者的感知进行总结与解析，这种总结与解析可以是简洁的，也可以是繁复的，可以是模糊的，也可以是清晰的，既可以高于聚焦者，也可以低于聚焦者，十分繁缛复杂。”（王彬：《人物聚焦与滞后叙述》）比如，刘姥姥进入宝玉的房间：“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王彬先生认为，这里的叙述者不应该是刘姥姥，因为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年女人，不会对这些东西有着如此准确的认识，而只能是出自叙述者的聚焦，从而出现“滞后叙述”，也就是说叙述者代替了刘姥姥的聚焦。“这就是说，只有当故事通过进行叙述的自我感知与处在生活经历中的自我感知完全一致时，这种矛盾才能消失。叙述与聚焦的矛盾几乎存在于一切虚构性叙事作品之中。而且有时候，艺术水准越是高超的作品，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是凸显”。（引文同上）这是一个古今同理的文学现象。
王彬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紧扣文本，而且突破了经典叙事学只关注文本的局限，比如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乱现象，他指出其本质是“生活规律”与“艺术规律”之间的矛盾。《红楼梦》中，黛玉与宝钗的年龄与描述的形象上总是在早期偏大，而晚期又偏小，其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作者要塑造少男少女形象，而不得不将他们的年龄放在封建礼法所允许的年龄范围内。因为一出场便是少女(黛玉、宝钗)形象，故而在年龄上早期偏大；近于晚期之时，依然要保持少女形象(宝钗)，故而年龄又要缩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艺术不是生活。读者读小说，作者写小说，“宁肯遵循艺术规律而不是生活规律。当艺术规律与生活规律发生歧义时，我们总是选择前者”。这就是说，《红楼梦》一书中人物年龄的忽大忽小，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的矛盾，实质是作者(叙述者)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摇摆。当着生活规律占上风时，人物的年龄便回到故事的时间上。但最终还是艺术规律占了上风，至少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占尽上风。
这样的分析就不仅是经典叙事学，而且进入了广义修辞学范畴，显示了王彬先生的治学倾向与志趣。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是众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中心与热点之一。从某种程度说，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是检测研究者“中国经验”的试金石，而且已经进入一个研究的瓶颈很难有新突破，《红楼梦叙事》则突破了这个瓶颈，从文学本位出发，在诠释《红楼梦》叙事基础之上，对中西小说叙事方法进行了有益的对比与讨论，从而在构建中国叙事理论的道路上进行了有价值的可喜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