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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看到“戚本”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中宝玉给芳官起名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后认为：“这完全是些废话，不但全失宝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恶劣，令人作呕”（见同书171页）。以他“揣想”，“戚本”这一段文字“是经过后人改窜的”（同上）。
然而事实却与俞平伯所论证的正好相反，“揣想”毕竟只是“揣想”，事实却毕竟是事实，这一段“恶劣”“作呕”“古怪”的文字却出自曹雪芹之手，它在曹雪芹尚健在的“庚辰”版本上就一字不差。
说到此，我引用一下俞平伯对索隐派蔡元培的一段批评。俞平伯写道：
第一类“红学家”是猜谜派。他们大半预先存在着一个主观上的偏见，然后把本书上底事迹牵强傅会上去，他们的结果，是出了许多索隐，闹得乌烟瘴气不知所云。……
……把自己的意趣投到作者身上去。如蔡孓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义，而强谓《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见同书179页）
我们从俞平伯对第六十三回一段文字是不是曹雪芹原著的议论和对蔡元培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自叙传”说偏离了《红楼梦》研究的正常轨道，还是“索隐派”蔡元培存在着什么“民族主义”的“偏见”。在这里，其答案自然只有一个：就是蔡元培虽在《红楼梦》研究的枝节问题上全在附会，但他却抓住了一个本质的东西；而俞平伯的研究看起来很近情理，然而俞平伯的“自叙传”却发展到宁可否认作者是曹雪芹和否认原版文字不是出自作者之手的矛盾地步，这也可足见“自叙传”的荒谬。
在这里，我要说明，我承认俞平伯的坦诚，也承认其著述尚不失为研究和尚不失一个学者的风范。
新红学的研究在进步；同时也在退步。
在胡适俞平伯等人新红学的“自叙传”派没落的同时，新兴起了一批现代红学派。现代红学派的说法不一，有《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历史的”；有《红楼梦》是“描写贾宝玉叛逆道路和性格的”；有认为《红楼梦》是“描写爱情悲剧的”；有《红楼梦》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还有由《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形质附会出曹雪芹有“补天思想”、“遁入空门”和“虚无主义思想”等等。
现代派的各说，每每见于各刊物之中，我在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现代派的各说，我认为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还原于《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的本来面目。从另一种角度来说，现代派从文学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无疑把《红楼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现代派的研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研究《红楼梦》的客观价值、社会影响和研究《红楼梦》的写作思想以及曹雪芹的社会思想毕竟还是两回事，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往往是分道扬镳的。我请我们不要把《红楼梦》的客观影响和社会效果与曹雪芹的社会思想和《红楼梦》的写作思想等同起来，现代派显然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这一观点是不对的。
在对待《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上，我认为还是系统一点，全面一点，深入一点，扎实一点，不要仅仅看见某一孤立的现象便大发一通议论。评点派的大某山民曾曰，他对刘姥姥的研究“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虽然他得出的“曰：是《易》道也”并不着边际，但我们也可从此看出他的认真态度。在我们今天来说，有些人便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往往只看见星星点点，便随便议论一番，可知多么自不量力。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头扎进去，花上一辈子或数年功夫埋头于《红楼梦》的研究，但我希望还是系统一点，全面一点，扎实一点地去研究问题。这不仅只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问题，而且是研究一切学术的最起码水准。
在对待整个《红楼梦》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红楼梦》的研究毕竟是在进步，还是硕果累累的。这是指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当然还包括一些考证。另一方面，我认为《红楼梦》的研究是在退步，而且离《红楼梦》的本来面目愈来愈远，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指《红楼梦》写作思想的研究和曹雪芹社会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将贾化（假话）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典型贪官污吏来研究，贾化被说成一个贪官污吏使《红楼梦》丧失了其独特的东西。
另一个问题是，现代红学派一直反对索隐，甚至大帽子满天飞，好像一索隐便是一种反动一样。岂不知《红楼梦》即为“真事隐”，那么，有“隐”就得“索”，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反对“索隐”并不是从现代派开始的，这也是胡适首倡的观点。
《红楼梦》的研究之所以经久不衰，固然是由于《红楼梦》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对评点派、索隐派的研究不满意的同时，也并没有因为新红学派和现代红学派得出的结论感到满意，人们仍然在困惑。《红楼梦》的写作思想和写作意图到底是什么？其中到底“隐”了些什么东西？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答。
统观历来红学分期研究的经验，除评点派站在文学角度评论研究外，索隐派是把握住了《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小说，而且还把握住了《红楼梦》的“真”“假”结构；但索隐派缺乏对曹雪芹生平经历的考证，其研究几乎全是牵强附会。新红学派呢？他们是对曹雪芹生平经历作了大量的考证，但是可以说考证得并不深入。比如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和对曹雪芹密友张宜泉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都每每半途而废，始终不愿离开“自叙传”一步，其结果是对曹雪芹的考证流途于形式。而现代派呢？则显然更为省力，干脆置考证索隐于不顾，把《红楼梦》纯当成一般小说来研究。这种研究是省力的，也是自欺欺人的。
在对待《红楼梦》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索隐，也需要考证，我们反对的仅仅是一种附会。评点派在附会，在附会《大学》《中庸》；索隐派在附会，在书中寻求某人是当时社会的某个人物；新红学派也在附会，硬在《红楼梦》中寻求曹雪芹家中某些人物塑影；而现代红学派呢？实际上也没有逃出这一范畴，硬将贾宝玉的形质和思想说成是曹雪芹形质和思想的反映。这也是一种附会。所谓“附会”，就是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把一些意义不同的东西硬说成意义相同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人物比附属此，作者与作品中的主人翁的思想比附同样如此。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考证。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曹雪芹生平、经历、家世进行考证；另一方面是对曹雪芹的亲朋交往进行考证。这里需要扎实的事实。据目前发掘的材料来看，必须着重于对曹雪芹密友张宜泉其人及其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必须对曹雪芹的遗物书箱上的文字进行深入的分析，由此揭示曹雪芹的社会思想。这是考证的一面。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来说，我们必须进行索隐。对于《红楼梦》的索隐，我们必须对《红楼梦》全书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揭示其中的独特矛盾成份和文章结构框架，从中寻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在这里，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推理，而不是比附。通过这些研究揭示《红楼梦》的写作思想到底是什么，这是索隐的一面。只有通过考证和索隐，才能揭示《红楼梦》的真面目。
当然，这里我所说的是指《红楼梦》的写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的研究，并不是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在对待《红楼梦》的问题上，永远把它当作一个“谜”来猜，显然是无聊的，必须把它当作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来研究才是正途。但是，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研究，必须在弄清它的本来面目之后，最起码来说，在没有弄清《红楼梦》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