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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评点派是辛苦的，审慎的，也是有收获的。当然其中不乏有一些附会成份。但是，评点派在研究《红楼梦》的写作宗旨得出的“讥失教也”和“全书无非演《易》道也”的结论却根本解决不了《红楼梦》“真事隐”部分到底隐了些什么的这一根本问题，它解答的仍是一些现象问题，正像索隐派王梦阮指出的“以《大学》《中庸》讲《红楼梦》期期不敢奉教”（见《红楼梦索隐》“提要”第6页）那样，于是，人们开始了大部头的《红楼梦》索隐。其后索隐派占据了红学界的一个很长时期。
我们今天一些人一提到《红楼梦》索隐派，好像就是大逆不道一样，好像“索隐”便是不值一哂的坏事情。其实，“索隐”一词并不是后人加上去的，而是索隐派他们自封的。如王梦阮给他的书名题名为《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给他的书名题名为《石头记索隐》。后人加给他们的头衔是“附会”二字。不过这些索隐派也确实如胡适指出的，“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73页），于是，旧索隐派变成了“索隐附会派”。
索隐派有以下几个派别。
索隐派第一派是《红楼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说。这派的代表人物是王梦阮，其作品是《红楼梦索隐》。
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认为“是书成于悼红轩中，曹雪芹先生增删五次，此书中所明言者。曹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在乾嘉时代（原注：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时所作可知）。于明季清初诸女子，事隔百有余年，断难亲闻亲见。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当在康熙中叶。必及见圣祖一朝之盛，乃云兰桂齐芳。当顺康之时，入关未久，天下文网尚不甚密，是书原本，当不免有直率疏漏处。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原注：闻内阁尚有未经改之档案，光绪中人犹见之）。《红楼梦》一书，内庭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在此之后，王梦阮又认为“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王梦阮又查证了一些有关圣祖出家五台为“情僧”的传说和董小宛的一些传说，得出：“秦淮名妓董小宛……侍如臬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践，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了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全书为演情僧之事，故专专注意铺叙宝玉黛玉二人。二人者，以宝玉况情僧，以黛玉况妃子也。”“宝玉命名，非云自宝，言能宝爱此玉而已。玉指黛玉，即暗指小宛。”“黛之为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宛。”“以宝玉演情僧，故时有与世祖关合处……如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祖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得有谥，举人又安得赐谥？”“宝玉与北静王，若即若离，是一是二。当开国之时，西南尚扰，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静。宝玉独见重于北，是指开国时局势而言。”“小宛苏人，黛玉亦苏人。小宛在如臬，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亦来自巡盐御吏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谑矣”等等（以上均摘自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关于《红楼梦》一书是否是王梦阮索隐出来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传记，孟森在他的《董小宛考》里已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用详实的材料证明了清世祖出生时，董小宛已十五；清世祖七岁登基时，董小宛已二十一岁；等到清世祖八年十四五岁时，董小宛却死于此年，其时二十八岁。由此足以说明王梦阮的《红楼梦》为清世祖和董小宛之作纯属无稽之谈。
对于王梦阮的索隐，除了孟森的驳斥外，胡适还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王梦阮的索隐弊端，胡适认为：（一）第十六回明说二十三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二）康熙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误的。（三）《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曹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吗？（四）《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为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得多，如何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75页）
在彻底驳倒王梦阮的《红楼梦》为清世祖和董小宛传记之作的孟森一文后，胡适提出的四个问题也确实言中了王梦阮文章的弊端，胡适的文章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此问题上，我认为王梦阮除了在文字上的粗心外，王梦阮的失误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王梦阮无力搜集到曹雪芹生平的资料，所以在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某些问题上难免陷于被动。
王梦阮在《红楼梦》的研究上也确如胡适指出的是一种附会，王梦阮也并没有先着重版本、作者、时间等问题的研究，而仅仅搜集收罗了一些零碎史料附会了《红楼梦》的一些情节。
但我还有一些与胡适相反的一些看法，索隐派王梦阮的观点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而且还有一些后人不及的独到之处。
一、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这一问题上走对了。王梦阮并不是在强“索”，而是《红楼梦》确实有“隐”。既有“隐”就得“索”，这是研究《红楼梦》之必然。《红楼梦》一日真象不明，索隐派便永远不会绝迹。
二、王梦阮在《红楼梦》的“索隐”问题上，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影射清世祖和董小琬这一附会上。但王梦阮在《索隐》所说的《红楼梦》“非言情之作”，“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以情为宾”，“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皆假话之类”，“作者虽意在书事，而笔下则重在言情，若不从‘情’字上看去，便无趣味”，“处处在为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话”，“谓宝黛实有其人，荣宁实有其地，刻舟求剑，便不足与言《红楼梦》”，“若一味谈玄，谓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虚乌有，亦甚非《红楼梦》之真知己也”，“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纪石头城之事”，“书中以葫芦庙开始，……但打破葫芦无人耳”，“书中又言贾雨村入迷津，始终不能渡过，作者预知后世阅者，必为其假语所惑，终身不悟”，“偌大一部文章，处处传事传神，皆如亲见亲闻，无丝毫乖舛疏漏处，是妙在善用一‘实’字”（以上均见《红楼梦索隐》“提要”）。还有王梦阮的“宝玉与北静王，若即若离，是一是二……宝玉独见重于北”等等这些观点不无道理。王梦阮的“为纪事之作”是荒谬的，但《红楼梦》“非言情之作”“处处在说假话”确实谈出《红楼梦》写作之真谛。不仅如此，王梦阮的“谓宝黛实有其人，荣宁实有其地，刻舟求剑，便不足与言《红楼梦》”，这不仅为当时之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