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浏览雍正六年（1728年），护军参领郎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果倒了大霉，遭到“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他犯了什么大错？奏折中有句话“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坏就坏在这：“援引小说陈奏”。
在奏折里为什么不能提小说？因为小说是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皇上带头不喜欢，郎坤不触霉头才怪。
清廷反感小说并非无因。有清一代，禁毁小说作为官方行为，呈常态化存在。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天地会是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它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主要由游民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频繁联络，同时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组织。所以，他们以地下活动为主，有各种秘密“切口”。因为会众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切口既要复杂保密，又要易于接受，因此多脱胎于通俗小说。
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义，带着许多通俗小说的影子。它随着天地会的发展逐步充实内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长达数万字，成了货真价实的小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
禁毁小说是毁书运动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许多人都会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说事儿。但所谓“全书”，非但不全，在四库之外的，许多都遭遇被毁命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全国书籍进行大清查。乾隆认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故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予以销毁。这次大清查行动焚毁书籍无数，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亦“灾情惨重”，吴晗曾称：“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小说当然也难逃焚毁厄运，仅在1779年到1882年间，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两江总督萨载上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包括讲述甲申之变的《剿闯小说》。1781年2月，萨载再度请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有《樵史演义》。无独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抚刘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也上奏，称《樵史演义》应销毁。1781年11月，又是刘墉上奏，焚毁小说八十余部，其中包括著名的《英烈传》，这部小说讲述朱元璋开国故事，自为清朝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抚郝硕奏缴12种书籍，其中包括以岳飞为主角的《精忠传》，而关于岳飞最知名的小说—钱彩的《说岳全传》，不久后也遭禁毁……
禁《水浒》防造**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无声戏二集》，一是《续金**》。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黄色小说，但在康熙收复台湾后，开始对小说界全面开战。当时，清廷三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狱，还打着“端风俗、正人心”的旗号，加强对小说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水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自己也对《水浒传》很是忌惮，那年初，广东东莞莫信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报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是，《水浒传》成了“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严禁。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确以“社会动乱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
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清朝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控制，坚持“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是因为小说误导”这一逻辑不动摇。
慈禧太后迷“红楼”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其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也非清朝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
摘自《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