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评红楼梦

此种议论自可不生。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为破其惑如此。






　




　
附录　钱锺书评《红楼梦评论》


　　王氏于叔本华著作①，口沫手胝，《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据其说以断言《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贾母惩黛玉之孤僻而信金玉之邪说也；王夫人亲于薛氏、凤姐而忌黛玉之才慧也；袭人虑不容于寡妻也；宝玉畏不得于大母也；由此种种原因，而木石遂不得不离也。洵持之有故矣。然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也。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参观《管锥编》109页、326页、1524页）。此亦如王氏所谓“无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请即以王氏所征《意志与观念之世界》一书明之②。有曰：“快乐出乎欲愿。欲愿者、欠缺而有所求也。欲餍愿偿，乐即随减。故喜乐之本乃亏也，非盈也。愿足意快，为时无几，而怏怏复未足矣，忽忽又不乐矣，新添苦恼或厌怠、妄想，百无聊赖矣。艺术于世事人生如明镜写形，诗歌尤得真相，可以征验焉。”叔本华好诵说天竺古笈③，姑以佛典为之张目。《大智度论》卷十九《释初品中三十七品》云④：“是身实苦，新苦为乐，故苦为苦。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初行立卧为乐，久亦为苦”；卷二十三《释初品中十想》云：“众极由作生，初乐后则苦。”古罗马大诗人卢克莱修论人生难足，早曰：“一愿未偿，所求惟此，不计其余；及夫意得，他欲即起。人处世间，毕生燥渴，盖无解时，嗷嗷此口，乞浆长开。”叔本华所憎鄙之黑格尔尝曰⑤：“如愿快欲，不能绝待至竟。新欲他愿，续起未休。今日得饱食酣眠，无补于事，明日仍不免复饥馁劳弊耳。”意大利魏利撰《苦乐论》⑥，谓乐自苦出，本乎亏欠；康德极赏斯语⑦。若夫餍即成厌（参观《管锥编》459页），乐且转苦，心火不息，欲壑难填，十六七世纪哲士诗人亦多体会。十九世纪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实揭示此义⑧，至明且清。叔本华横说竖说，明诏大号耳。吾国嵇叔夜《答难养生论》有曰⑨：“又饥食者，于将获所欲，则悦情注心。饱满之后，释然疏之，或有厌恶”，亦微逗厥旨。史震林《华阳散稿》卷上《记天荒》有曰⑩：“当境厌境，离境羡境”（参观卷下《与赵闇叔书》），尤肃括可乱释典楮叶矣。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屦。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不屑观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西方旧谑，有士语女曰：“吾冠世之才子也，而自憾貌寝。卿绝世之美人也，而似太憨生。倘卿肯耦我，则他日生儿，具卿之美与我之才，为天下之尤物可必也。”女却之曰：“此儿将无貌陋如君而智短如我，既丑且愚，则天下之弃物尔。君休矣。”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谈艺录》349—352页）

　①叔本华：十八、九世纪德国厌世主义哲学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受其影响颇为明显。《红楼梦》：清曹雪芹撰。
　②《意志与观念之世界》：叔本华的名著，今译为《意志与表象之世界》。
　③天竺：印度的古称。
　④《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撰，秦罗什译，百卷，释《大品般若经》者。
　⑤黑格尔：十八、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⑥魏利：十八世纪意大利文学家。
　⑦康德：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
　⑧《包法利夫人》：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
　⑨嵇叔夜：三国魏诗人嵇康字。
　⑩史震林：清代作家，字岵冈，号瓠冈居士，撰《华阳散稿》二卷。

　　这一则是对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哲学研究《红楼梦》所作的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一文，收在《王国维遗书》中。在其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中，开始便引叔本华的诗，提出饮食男女是人生的大问题，而王氏认为：“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两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他认为生活是痛苦的，“生活之于痛苦，二者一，而非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红楼梦》就是通过宝黛之事“写人生之苦”，“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这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总的看法。

　　叔本华将悲剧分为三种：一是恶人作祟；二是盲目的运命；三是由于悲剧中人物的位置及关系，使其不得不这样，不必非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由此，王国维认为前两种悲剧属于罕见者，可以避免，而第三种如《红楼梦》，则是以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无时不可坠于面前者。他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除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闻黛玉说“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他的祖母，遂酿成金玉合木石离的“悲剧中的悲剧”，“此等惨酷可谓天下至惨”，因这不是由于蛇蝎之人物和非常之变故造成的悲剧。因此，他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即存于此”（见第三章）。钱先生指出：王国维就宝黛悲剧的分析，说明他“似于叔本华之道未尽，于其理未彻”，如果能尽其道，彻其理，则应当明白 “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红楼梦》写宝黛爱情，好就好在没有将他们撮合。钱先生在《管锥编》多次讲到诗文中表现的男女乖离，初非一律，所谓“见多情易厌，见少情易变；但得长相思，便是长相见。”（张云璈《相见词》）“最为简括圆赅。”悲剧所以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犹如俚语所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许看不许吃”（李渔《比目鱼》第十出，此转引），有着那么一种欲得到而尚未得到的诱惑。亦正如这一则举引的叔本华所谓“欠缺而有所求”，是一种“欲愿”，从中可以产生快乐，并非全是“苦恼”和“百无聊赖”。钱先生在这里举引了《大智度论》、罗马大诗人卢克莱修、黑格尔、魏利等对苦与乐的论述，如“新苦为乐，故苦为苦。如初坐时乐，久则生苦，初行立卧为乐，久亦为苦”，因此，生活需要有苦乐之调节；又如人生的欲望永远难以满足，“人处世间，毕生燥渴，盖无解时”，“新欲他愿，续起未休”；又如“乐自苦出”，“乐且转苦，心火不息，欲壑难填”等等。法国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里的女主人爱玛，对婚姻十分憧憬，及至成为包法利医生夫人时，她失望了，后来地主罗道耳弗与她的频繁幽会，起初带给她的是快乐，但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