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红学家，一对妙冤家－周汝昌、吴世昌红学述评

觉迷考据"，鼓捣出本《红楼梦魇》。周汝昌就说，"张了不起，不仅是作家更是个学者，她对红学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观点我都赞同"；还说，自己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是研究张爱玲红学的。

有个作家，大号刘心武，唾沫点子乱溅，四处兜售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之女。可能是算不得个名堂，有些大概可以称之为严肃的学者被其气的半死。而周汝昌却与那姓刘的眉目传情、勾勾搭搭，甚至彼此吹捧、一唱一和。刘心武把自己的同胞糊弄了个晕头转向后，带着骂名、带着狼狈，又要拿那些东西哄美国佬去，周就作《诗赠心武兄赴美宣演红学》，为其壮行打气。道是：

前度英伦盛讲红，又从美土畅芹风。
太平洋展朱楼晓，纽约城敷绛帐崇。
十四经书华夏重，三千世界性灵通。
芳园本是秦人舍，真事难瞒警梦中。
说刘心武前度在英国就深受欢迎，影响远播，此番到美国必定是旗开得胜，犹如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聂绀弩曾赠他一本旧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题诗七律一章。他说聂诗，"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红楼梦》，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 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 来。"并作诗一首回赠：

兄云"三耳"是知音，赠我诗篇意最深。
《水浒》罢研红学挚，香山梅下细思寻。
十九年前笔自奇，惊看卷首寄言辞。
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
杨霁云先生逝去。周汝昌"很悲悼"，想起与杨先生的关系，以及"还存有他（杨霁云）借给我的书册。"他希望"谁写红学史，请将此情收入于一页之间，实为幸甚。"并作诗曰：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
梁归智研究探春结局，寄小文一则与他，他就喝声好，不知高低，并极力推荐，直致把其捧红。后梁归智作《〈石头记〉探佚》，他说梁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他的著作的出版，"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尤其夸张得是，周汝昌曾证出大观园就是北京恭王府，但有人说没那么回事，那周汝昌也一星半点地神伤。后来，这事弄得周恩来总理也知道了。一次，周恩来总理让他说道说道，他就介绍了自己的理由。周恩来总理听懂了他的意思，且通情达理地支持他继续研究。周汝昌就激动得不得了，连呼周恩来总理是"英才"。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归智还是山西大学的学生，师从姚奠中先生，b p m f念得正起劲，周汝昌欣赏梁的文章，为梁的著作写序时，竟然说他是"卓异之才"。 

即便是生气，即便是上火，人家周汝昌也不动情、不伤肝，十分的通脱，对一切都理解谅解。在《献芹集》中，他说，每当他"替雪芹稍申不平时，必然有人出来替续作者鸣怨吐气，甚至以棍子帽子的某派‘文风'来加我以罪名。此事初觉奇怪，后思也无甚可异，他们所关心的、欣赏的既然早已不再是曹雪芹所写的这部作品了，我们再要多谈，岂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君向潇湘我向秦’？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你看，如此的原则问题，是非问题，轻描淡写一比画就不了了之。怎么回事呢，人家周汝昌有涵养，不与你一般见识。所谓的道不同，不相谋嘛。他感念胡适之作道得好：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才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况在多数情况下，周汝昌是看别人生气，看别人上火，特别是生个由头起个端，让他别人吵，让他别人闹，自己则躲在一边冷笑一回，得意一回，从从容容、自自在在地看热闹。如，周汝昌一时技痒，就胡乱假冒曹雪芹做了首诗耍笑，他通过吴恩裕诡秘地把其流向社会，漏人下手。

果然，吴世昌、梅节、陈方也不忖夺忖夺，就兴兴头头地猜那是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引经据典、旁搜远绍，呼哧呼哧地累了个半死。因为意见不一，还你来我往，争论不休，差点破口骂娘。

而周汝昌则拨乱其间，一会添些油，一会加点醋。先说这诗是有人投递给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投递者是谁；后称是"时人拟补"，要人不可以当真；最后则公开是自己"拟补"，是自己因崇拜曹雪芹而闹着玩。在好几年的时间内，那些人进退失据、欲罢不能。

你说这吴世昌糊涂不糊涂，人家是手里的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自己跟自己下棋，输也是赢，赢更是赢。你在旁边凑得什么热闹。猜对了算你本事，但猜不对不就木鱼张嘴，等着挨敲，肥猪跑进屠户家，找死吗？果然，周汝昌一句话出来，说佚诗其实是自己拟补，那吴世昌就半夜里吃黄连，暗中叫苦，抬棺材的掉裤子，又窘又臊，恨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真所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白痴的葫芦，傻瓜一个！

吴世昌是典型的小资，自恋，而且自负。想说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对着王母娘娘叫大姑。白胡子一大把了，仍小模小样，烂漫天真，作小儿夸父行状。

他认为曹雪芹卒于癸未，就发表郭沫若给他的信，说郭老支持他，郭老"一言九鼎"，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不可以不相信郭老。

他认为曹雪芹佚诗不伪，就拿俞平伯、顾颉刚两位元老唬人，说人家顾颉刚"自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于古史的辩伪工作"，成就多么多么辉煌，现在国内做这的"当推顾老先生为唯一的元老"。我的意见当然可以不算，但你不能把顾老也不当回事。

而周汝昌却不然，因为情感的原因，他曾经说胡适夸他是个好学生，但除此之外，人家就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抒发些得意，就瞄准那些芸芸众生，且愈卑微愈多情。

如：他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有一百零八回，在结构上以"九"为单位。在《献芹集》中，就以补记的形式说，"本文提出的问题，首先在青年同志中获得反响。"

"一位是史志宏同志，他来信说，在中学时读这部小说，由于语文老师课教人‘划分段落'，他就曾对红楼做分析，用铅笔记在书眉上，现在检出一看，正好是记下了‘九'为基数的划分痕迹。再一位是王国华同志，通过独立的研究，也看出了这个‘九'的现象。"

对诸如此类的情况，他说，"说实在话，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我确实十分感慨，也十分高兴-我高兴不是因为听了他‘夸奖'的话，是藉此证知，青年一代大有人材，我并不曾错料。他们有眼光，看事深，见物明，并不像有些专家那样皮相"。你看，这说得多巧，在童话中，孩子才可以暴露、见证皇帝的光屁股，而周汝昌则寄意于青年。

周汝昌著作等身、新见叠出，蜚声"红学"论坛。执着于曹雪芹家世、身世研究同时兼及版本之学。在某个问题上，如果他真正下了一番功夫，别人基本是用不着再多情了，纵然有人不畏辛苦，但你也不能一点也不把他当回事。

如：在《五庆堂谱》的认定上，他曾经谈过它的一些可疑之处。后来，只要有人要贬低那个东西，你就得引人家周汝昌的话，且你再想不出比他的话更合适的话了。这般本领，端得非凡。

又如：一九二一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新红学横空出世。但在此后三十余年，自俞平伯一九二三年发表《〈红楼梦〉辨》后，新红学实际上陷入停滞，没有太多新的进展。而索隐派的著作却出了两三种，仍然占领着红学的半壁江山。

这一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在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问世。所以，在红学史上，新红学胡适、俞平伯开山，而周汝昌集大成。对这一点，周汝昌曾经说，《〈红楼梦〉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

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周汝昌观点的对错暂且不言，他确实为红学研究开出了一片新天地，甚至启迪了后学。"先有周汝昌，后有《红楼梦》"是夸张，但也有几分实情。

吴世昌著述宏富，高论泉涌，国际影响大。钟情于版本研究同时兼及曹雪芹家世、身世。当然，他有些观点遭到强烈的质疑。例如，他说，《红楼梦》正文前的一段文字，早期抄本正文前的文字，是脂砚斋保存下来的"棠村序文"，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就非常不以为然，为此吴世昌与他还有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以至中外学术界为之瞩目。

但吴世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关于早期抄本不可以干支称谓的意见，却为多数人认可，且评价很高。我认真读过吴世昌该方面的论述，阿弥陀佛，强！条分镂析，笔笔不虚。

所以，周汝昌、吴世昌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是大体齐名的好汉。

不过，他们看待对方的态度不同。

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但人家对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事，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一往情深地专注着天边的云。

吴世昌对周汝昌就不同了，对他来说，这周汝昌着实可恨、可恼，闹腾得自己睡觉也不得安定。一会鼓捣一首曹雪芹的佚诗，出自己的洋相；一会对着靖本胡说八道，惹自己心烦；一会竟然说史湘云就是批《红楼梦》的脂砚斋，让自己既好气又好笑，甚至是哭笑不得。所以，吴世昌看不惯那周汝昌呀。想起这鸟人，吴世昌就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方是愿足。 

一九八0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要举办国际红学讨论会，大会邀请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一块去，俞平伯看破红尘，不准备去。吴世昌确实想去，可想到姓周的那让人讨厌的德性，他就也不去了。姓周的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惹不起，咱还躲得起？

不过，不见周汝昌好办，有时候却还离不了他。吴世昌本来是研究版本的，但一朝兴起，就对曹雪芹身世发表了些意见，没想到有人弹别调，说了一堆的"疯"话、"凉"话、"风凉"话，大意是吴世昌不对。

吴世昌本来就心高气盛，在此自然要与人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