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遂夫 旧文检索·新世纪的红学热

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其实并不恰当。所以两个月前，出版社的朋友最初让我写，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来禁不住杂志社编辑的一再动员，只好从命。

21世纪初骤然兴起的这一轮红学热，和我本人确实有些关系；我又是上个世纪最后一轮红学热从兴起到衰落的见证人之一，看法当然是有的。

这一轮红学热给人的感觉有点奇怪：既没有学术上的重大争议作为导火线，又没有官方的提倡与推动，仿佛只是借了新世纪来临的吉兆，不知不觉地就发生了。纵观建国以来出现的前四轮红学热——50年代初，60年代初，70年代中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均是在对某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或单方面的批判时引发的，且大都是官方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发动或推动的。只有最末一轮，即从70年代末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初进程同步出现的那一次，不仅持续时间较长（约十年左右），而且大致算得上是真正由下而上自发产生的。那一轮红学热兴起的导火线，是学术界对1977年新发现的一对曹雪芹箱箧（当然也还牵涉到对此前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抄摹件）所产生的激烈争论。随之而来的红学热潮则突出表现为：有关《红楼梦》的各种文章及红学专著在全国范围内火爆发表与出版，《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相继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定期编印的剪报资料丛刊之一《红楼梦研究》热销海内外，中国红学会正式成立，《红楼梦》新校本问世并持续畅销，编纂和出版了《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越剧电影片、系列故事片、电视连续剧相继隆重映播，等等。我本人，正是在那一轮红学热刚刚兴起之际与红学结缘的，而且出乎意料地成了当时新闻关注的热点之一。北京《新观察》杂志1981年第15期所载专访文章《红学新人邓遂夫》，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竟远远超过了该刊同期所载另一篇专访《休言老去诗情减——访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不能不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心怀忐忑。

可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也逐渐有所减退。再加上红学界内部的某些学风不正及学术腐败等现象的滋长，既倒了读者的胃口，又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故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那一轮红学热便走向了衰落。到了90年代，红学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的低谷。这从图书的出版发行上亦可明显地感觉出来。80年代曾供不应求的各种《红楼梦》版本，到了90年代则发行量急剧下降，甚至出现了滞销。原先各报刊争相发表论红文章、各出版社大量出版红学专著及相关资料书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竟连周汝昌先生这样的红学大家，其新著的印数也降到了三千册的低点；90年代末重出的周先生经典之作《红楼梦新证》最新修订版，也只印了五千册。至于一般学者的红学著述，更是连发表、出版的机会亦变得十分稀少。

非常巧合的是，我本人正是在那一轮红学热走向衰落的80年代末，忽然遭遇了一场人生浩劫。乃至被迫告别红学，也告别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只身漂泊到海南岛，踏上了“下海”谋生之路。直到十年之后的1999年深秋，我才得以脱离商海，到北京重拾旧梦。这时，红学真可以说是跌入了最低谷。而按一般哲理，物极必反，一门本不应该被人遗忘的学问陷入最低谷，或许正是它重新崛起的一个临界点。

当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我用“近乎于殉道者的执著”去编校的一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在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推出第一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便恰好成了这个临界点发生转折的催化剂。周汝昌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里，激情洋溢地写到：“我希望今年真是一个转折之年。九十年代，红学低谷，剥极必复，大道难违……从西方时间观念的‘世纪论’而言之，该有红学的希望之光——哪怕是一点熹微的曙色——示现于天际了。”他还在出版社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预言此书的出版“必将为长期以来沉闷无光的红学局面打开一个新的纪元”。普通读者的反应也出乎意料的热烈。该书甫一上市，即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畅销书，单是该年的头一季度，便连印三次达三万册。若非我执意要求对该书作适当修订，显然还会继续重印下去（修订版是时隔三年之后才面世的，也照常热销并反复重印）。

应该说，此书在新世纪之初的问世和畅销，既是一个图书发行的奇迹，又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新一轮的红学热又掀起了！此后，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发行量急剧升温，尘封已久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又在许多电视台重播，全国各互联网纷纷开设红楼网站，一些有份量的红学书籍又成了出版社和读书界的抢手货……这里面最耀眼的，是周汝昌先生的两本新著——《红楼夺目红》和《曹雪芹画传》（由画家赵华川绘图）。前者，仅在2003年末至2004年初的短短四五个月期间，便连印六次达六万册；后者，在2004年4月首印时即达一万八千余册，仍供不应求。另外，冯其庸先生的《红楼梦概论》，孙玉明先生的《红学：1954》，据说也都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以我本人而论，一本50万字的《草根红学杂俎》刚刚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另一部四卷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尚未在作家出版社付梓，便已经有多家出版社前来预约我的几本还处于孕育阶段的小书了。

如此喜人的形势，不论对于《红楼梦》这部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还是对于由此而形成的一门近乎于“国学”的世界性显学来说，抑或对于多年埋头书斋深研红学的诸多学者和广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这也正是我当初校订出版《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及撰写书前那篇导论《走出象牙之塔》所希冀出现的最佳社会效果。《光明日报》2001年2月1日刊载的一篇记者述评中有一段话，道出了我当初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声：

邓遂夫的期望，绝不仅仅是《红楼梦》脂评本的普及。作为新一代学人，在《红楼梦》之谜的破解，红学的发展与突破上，他寄希望于大众的参与和由此带来的红学研究的“水涨船高”，红学研究人才的脱颖而出。他坚信，大众的参与，会为红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更多的机遇。因为曹雪芹与《红楼梦》毕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作家与作品，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全民族更普遍的关注与重视。（庄建：《走出象牙塔——写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出版之际》）

目前出现的这一轮来势迅猛的红学热潮，正与范围广阔的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分不开。这正是新世纪的红学热和以往出现的任何一轮红学热最根本的区别。

但对学术界和出版界来说，它既是一次机遇，同时又是一个必须慎重面对的重大课题。首先应该看到，《红楼梦》这一部书，乃至与之相关的这一门学问，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和现当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形成热潮，决不仅仅是少数人心血来潮推波助澜就可以轻易出现的，主要还在于曹雪芹及其作品本身所固有的独特魅力所使然。因此，无论过去或现在因何种外部契机而形成的每一轮红学热，都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一个偌大的东方文明古国，有那么一两部或三四部堪称经典的文学巨著，能够超时空超地域地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趋之若鹜甚至为之“疯魔”，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这样一种真正由民众自发推进的红学热潮更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新世纪之初所产生的这种文学与学术的热潮，正反映出一种曾经有所淡化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回归。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及相关学术机构的领导层，都应该站在宏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对其热情支持，合理引导，决不应该指手划脚，横加阻挠。

第二，学术界尤其是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更应该在总结过去诸多教训的基础上，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并领导这股热潮，真正为新世纪红学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借此机会树立起新的学风和文风，坚决铲除学术腐败；同时还须力戒门户观念，切实鼓励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支持和培养富有才华的新人。我想奉送学术界权威人士尤其是权威机构一句著名歌星李玟说得烂熟的广告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且一定不要再让武大郎去开店。

第三，从图书出版和发行的角度来说，则应该尽量吸取以往面对某种读书热潮所极易产生的浮躁与短视的“跟风”教训。否则，只可能适得其反地削弱甚至遏止其发展势头。出版家们应该站在宏观审视的高度，更加讲求与此相关的每一本图书的实际质量，力避平庸甚至庸俗之作乘虚而入，务求不断推出真正有新意、有分量，能够推动一门学问健康向前发展，并为最广大的读者受众所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不妨多说几句。即便是在选择印行《红楼梦》的一些特殊版本作为资料书时，也得有足够的胆识和精审的眼光才行。就在新世纪之初，一部大约形成于建国前后的现存庚辰本的转抄本，忽然浮出水面。这未尝不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喜事。但象征毕竟不能当饭吃，这个本子其实并无版本价值。新闻媒体把它当成一个社会话题来炒作一番是可以的，学术界对它作出必要的鉴定也是应该的。而出版界在尚未真正弄清其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就贸然以数十万元人民币购下其影印出版权，却实在是一种得不偿失徒劳无功之举。相反，一本在南京图书馆存放了数十年之久而长期被学术界冷落的戚宁本，据我近年研究，那才是一个版本价值远在现存戚序本之上的珍贵脂评抄本。偏偏这个本子却从未被影印出版。这就涉及到一个出版家的胆识和眼光问题了。

总之，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在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树立良好的文风、学风等问题上，有关领导部门的正确决策与引导固然重要；但在当今之世，出版发行部门的喜好与正确把关，似乎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4年8月22日于蜀南释梦斋

（原载《出版广角》杂志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