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义江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与《红楼梦》

　

《红楼梦》是中国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楼梦》故事被作者曹雪芹隐去的时代，其实就是他祖辈、父辈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然而，在国力强大、物质丰富的“太平盛世”的表象背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加剧，各种隐伏着的社会矛盾和深刻危机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日益腐朽，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败坏，政治风云的动荡、变幻，统治阶层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间兴衰荣辱的迅速转递，以及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失望等等，都说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在发生动摇，正逐渐趋向崩溃。这些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时代征兆。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是伟大的，他以无可比拟的传神文笔，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极其生动而真实的历史画卷。

曹雪芹（1724—1764），名霑，他的字号有雪芹、芹圃、芹溪、梦阮等。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省，有人以为在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沉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时，沦为满州贵族旗下的奴隶，并扈从入关。清开国时，曹氏归属正白旗，为内务府包衣（意即皇室之家奴），渐与皇家建立特殊亲近的关系，曾祖曹玺之妻孙氏当过康熙保母，后被康熙封为一品太夫人；祖父曹寅文 学修养很高，是康熙的亲信；父辈曹颙、曹頫相继任袭父职，三代四人前后共做了58年的江宁（今南京市）织造。康熙每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亲自主持接驾四次。所以曹家在江南是个地位十分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

雍正即位后，曹家遭冷落，曹頫时受斥责。雍正五年末、六年（1728）初，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下旨抄家，曹頫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蒜市口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其时，曹雪芹尚在幼年。此后，在他成长的岁月中，家人亲友定会常绘声绘色地讲述曹家昔日的盛况，不时激起他无比活跃的想象力，令他时时神游秦淮河畔老家失去了的乐园。此外，当时统治集团由玉堂金马到陋室蓬窗的升沉变迁，曹雪芹所见所闻一定也多，“辛苦才人用意搜”，他把广泛搜罗所得的素材，结合自家荣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酝酿，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部描绘风月繁华的官僚大家庭到头来恰似一场幻梦般破灭的长篇小说构思就逐渐形成了。

《红楼梦》创作开始时，雪芹年未二十。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经五次增删修改，在他三十岁之前，全书除有少数章回未分定，因而个别回目也须重拟确定，以及有几处尚缺诗待补外，正文部份已基本草成（末回叫“警幻情榜”），书稿匆匆交付其亲友脂砚斋等人加批誊清。最后有十年左右时间，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过的。不知是交通不便还是另有原因，他似乎与脂砚斋等人极少接触，也没有再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份书稿，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其友人敦诚曾写诗对他规劝，希望他虽僻居山村，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写书：“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寄怀曹雪芹》）

不幸的事发生了：《红楼梦》书稿在加批并陆续誊清过程中，有一些亲友争相借阅，先睹为快，结果八十回后有“卫若兰射圃”、“狱神庙慰宝玉”、“花袭人有始有终”、“悬崖撒手”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这五、六稿据脂批提到的内容看，并非连着的，有的较早，有的很迟，其中也有是紧接八十回的（当是“卫若兰射圃”文字）。这样，能誊抄出来的就只能止于八十回了。“迷失”不同于焚毁，它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逐渐失去找回可能性的漫长过程。也许在很长时间内，脂砚斋等人并未明确告诉雪芹这一情况，即使他后来知道，也会抱着很可能失而复得的侥幸心理，否则他在余年内又何难补作。光阴倏尔，祸福无常，穷居西山的雪芹的唯一爱子不幸痘殇，“因感伤成疾”，“一病无医”，绵延“数月”，才“四十年华”的伟大天才，竟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1764年2月2日后）与世长辞，《红楼梦》遂成残稿。尚未抄出的八十回后残留手稿原应保存于另一位亲友畸笏叟之手，但个人收藏又哪能经受得起历史长河的无情淘汰，终于也随这位未明身份的老人一起消失了。

曹雪芹死后不到三十年，程伟元、高鹗整理补足并刊刻付印了由不知名者续写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从此，小说才得以“完整”面目呈现于世。《红楼梦》版本也就因此分为两大类：一是至多存八十回、大都带有脂评的抄本，简称脂本；一是一百二十回、经程、高整理过的刻本，简称程高本或程本。我们见到影印出版的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等均属脂本，排印出版的如《三家评本红楼梦》、《八家评批红楼梦》等均属程本，近人校注的《红楼梦》选脂择程作为底本的都有。

与程本相比较，脂本的优点在于被后人改动处相对少些，较接近原作面貌，所带脂评有不少是了解《红楼梦》和曹雪芹的重要原始资料，欠缺是只有八十回，有的仅残存几回、十几回，有明显抄错或语言文白不一或所述前后未一致的地方，特别是与后四十回续书合在一起，有较明显的矛盾抵触。程本的好处是全书有始有终，前后文字已较少矛盾抵触，语言也流畅些，便于一般读者阅读，缺点是改动原作较大，有的是任意妄改，有的则为适应续书情节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意。

《红楼梦》得以普及，将续作合在一起的程本功劳不少，但也因此对读者起了影响极大的误导作用。续书让黛玉死去、宝玉出家，能保持小说的悲剧结局是相当难得的，但悲剧被缩小了，减轻了，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曹雪芹原来写的是一个富贵荣华的大家庭因获罪被抄家，终至一败涂地、子孙流散、繁华成空的大悲剧。组成这大悲剧的还有众多人物各自的悲剧，而宝黛悲剧只是其中之一，虽则是极重要的。整个故事结局就像第五回《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中所写的那样：食尽鸟飞，唯馀白地。至于描写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在原作中也是有的：由于择婿和择媳非人，“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贻恨”。作者的这一意图已为脂评所指出，只是批判包办婚姻并非全书的中心主题，也不是通过宝黛悲剧来表现的。

《红楼梦》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上说，它已跨入了近代小说的门坎。但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衰史，虽则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经历和自己家庭荣枯变化的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只是作者搜罗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 都要更广泛得多，其目光和思想更是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红楼梦》是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最巧妙、最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艺术虚构，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

贾宝玉常被人们视为作者的化身，以为曹雪芹的思想、个性和早年的经历便与宝玉差不多。其实，这是误会。作者确有将整个故事透过主人公的经历、感受来表现的创作意图（所以虚构了作“记”的“石头”亦即“通灵宝玉”随伴宝玉人世，并始终挂在他的脖子上），同时也必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体验，但毕竟作者并非照着自己来写宝玉的。发生在宝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点，也有许多根本不属于作者。贾宝玉只是曹雪芹提炼生活素材后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若找人物的原型，只怕谁也对不上号，就连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况的砚砚斋也看不出宝玉像谁，他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者。……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十九回脂评）可知，宝玉既非雪芹，亦非其叔叔。其他如林黛玉、薛宝钗，脂砚斋以为“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第四十二回脂评）。此话无论正确与否，也足可证明钗、黛也是非按生活原型实写的艺术虚构形象。

《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环境中的广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穿着、生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再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领略和感受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红楼梦》的这一价值绝不应该被低估。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凤、贾琏、薛蟠、贾雨村也并未写成十足的坏蛋。有人说，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与莎士比亚所写人物总数差不多。但莎翁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写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与个性鲜明生动的不下几十个。

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他是一个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丫鬟、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从这个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

《红楼梦》构思奇妙、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小说的文字往往前后照应，彼此关合（故脂评常喜欢说“千里伏线 ”），人物的吟咏、制谜、行令甚至说话也常有“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七回脂评）、带“谶语”性质的地方。作者落笔时，总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彻始终的，所以读来让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行文，不但为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说也不多见。

《红楼梦》第一回以“甄士隐”“贾雨村”为回目，寓意“真事隐（去），假语存（焉）”（曹雪芹一定对人说过这一意图，可脂砚斋将后半句错听成“假语村言”——这组不成短语——写入“凡例”，后移作第一回回前评，又被传抄者混为正文，“假语村言”开始四字遂讹传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的等等），实录世情，把饱含辛酸泪水的真实感受，用“满纸荒唐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来，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就是“假语”“荒唐言”，但《红楼梦》的虚构又有其相当特殊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在描写都中的贾家故事外，又点出有一个在南京的甄家，两家相似，甚至有一个处处相同的宝玉。这样虚构的用意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贾（假）、甄（真）必要时可用来互补。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说中明写他祖父曹寅曾四次亲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这段荣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没），能写的只是元春省亲的虚构故事，于是就通过人物聊天，从省亲说到皇帝南巡，带出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的话来，这就是以甄家点真事。故脂评于此说：“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我们说过，小说所写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欢，经过提炼、集中和升华，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们发现，作者还常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借题发挥，把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扩大成为当时整个封建国家的缩影。产生这种写法可能性的基础是，在封建时代家与国都存在着严格等级区分的宗法统治，两者十分相似，在一个权势地位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观园在当时的任何豪门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圆明园那样只有皇家园林才有的规模，这不是偶然的。试想，如果只是一般花园那样，几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开？不但宝玉每见一处风景便题对额的“乾隆遗风”式的情节无法表现，连探春治家、将园林管理采用承包制的办法来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写了。“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这两句总题大观园的诗，不是也可以解读成小说所描写的是从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的情景吗？

《红楼梦》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的主体文字是白话，但又吸纳了文言文及其它多种文体表现之所长，有时对自然景物、人物情态的描摹也从诗词境界中泛出，给人以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和美感。小说中写入了大量的诗、词、曲、辞赋、歌谣、联额、灯谜、酒令……做到了真正的“文备众体”，且又都让它们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份。其中拟写小说人物所吟咏的诗词 作品，能“按头制帽”（茅盾语），做到诗如其人，一一适合不同人物各自的个性、修养、特点，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自己的风格，互不相犯，这一点尤为难得。还有些就诗歌本身看写得或平庸、或幼稚、或笨拙、或粗俗，但从模拟对象来说却又是维妙维肖、极其传神的作品，又可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坚持“追踪蹑迹”地忠实模写生活的美学理想。

《红楼梦》写到的东西太多了，诸如建筑、园林、服饰、器用、饮食、医药、礼仪典制、岁时习俗、哲理宗教、音乐美术、戏曲游艺……，无不头头是道，都有极其精彩的描述。这需要作者有多么广博的知识和高深的修养啊！在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与伦比的，也只有他这样的伟大天才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一部涉及领域极广的百科全书式的奇书。


2000年7月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